內容提要：外交知識涵蓋了從現實應用到學理反思的寬廣范圍。中國現有的外交研究太多聚焦實際政策層面，鮮有研究工作自身角度、方法和源流的探究。借鑒知識考古和知識社會學等學科，面向未來的外交學術工作，應大力拓展研究空間，塑造知識進步的豐富議程。

　  關鍵詞：外交學；外交研究；知識考古；知識社會學

   作者簡介：王逸舟，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

　 標題注釋：本文系2019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能力建設研究”(項目編號：19ZDA135)的階段性成果。

　　國內外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當下的中國正在走向世界政治的中心舞臺，“大國強國外交”業已成為決策高層全力推動的目標。與實際進程一致，中國的國際關系和外交研究亦有相當進展，如機構的新設、資源投入和產出的數量等指標均遠超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任何時期。然而，中國學界對外交領域的研究，明顯創新不足，知識進步有限。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哪些？如何探尋進階之路？本文梳理若干線索，提出一些不成熟見解，以期投石問路、拋磚引玉。

　　從表象觀察，外交和國際關系研究范圍的相對局促是問題產生的原因之一。以資源投入、研究導向和實際成果的案例為證。眾所周知，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每年發布的《課題指南》(以下簡稱《指南》)是國內各高校和研究機構開展研究工作的重要導向之一。通過梳理2019—2021這三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國際問題研究領域《指南》下面的263個課題(92+89+82)，可看出一些情況。

　　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袖或革命導師思想研究的題目有34個(10+14+10)，占比13%，如“堅持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新形勢下列寧帝國主義論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體系、理論體系、概念體系和話語體系研究”“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當代意義研究”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研究”等。

　　與中共高層決策或外交理念有關的題目50個(15+15+20)，占比近20%，包括“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和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和平與發展方針、百年變局和重要戰略機遇期判斷、“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方針、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合作共贏范式、全球治理體系方略、中國理念和中國方案、新時期海外利益保護、新型大國關系和新型國際關系、新發展格局及“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處理和發展黨際關系的歷史經驗”等。

　　與“一帶一路”相關的題目42個(17+10+15)，占比16%，如“‘一帶一路’倡議與全球治理創新研究”“‘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國家形象建構與傳播研究”“‘一帶一路’文化與人類學田野調查與研究”“‘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債務可持續性相關問題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綜合研究和國別研究”“一帶一路”建設與邊民互動的民心相通研究(分國別或區域)“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周邊國家民族志研究(分國別或區域)、“一帶一路”建設與邊疆少數民族多語種優勢研究、“一帶一路”建設與民族地區開放研究等。

　　與國際貿易、金融和新興經濟體相關的題目32個(10+12+10)，占比12%，如“世界去美元化發展趨勢研究”“單邊主義與全球貿易體制、區域貿易體制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相關問題研究”“應對貿易摩擦的戰略策略研究”“國際經濟關系中不平等現象的成因及其影響研究”“數字貿易和全球數字經濟規則研究”“國際經濟金融制裁與反制裁效果研究”等。

　　其他全球性問題40個(20+10+10)，占比15%，如世界貧富差距、各國文化差異、國際互聯網規則、各種宗教及政治思潮等，“應對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國際合作相關問題研究”、世界體系的生成與變遷研究、世界多極化趨勢研究等。

　　牽涉美國的題目有40個(15+10+15)，占比近15%，如“美國政治體系及運行機制研究”“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及其運行機制研究”“美國國內和國際輿論引導機制研究”“美國戰略思想家研究”“共濟會的歷史沿革、現狀及作用研究”“美國保守主義的政治秩序理論研究”“美國主要智庫及其運行機制研究”“美國能源革命及其能源戰略研究”等。

　　不包括美國的區域或國別問題研究題目28個(5+18+5)，占比10%左右，如“朝鮮半島形勢發展新趨勢研究”“阿富汗及其地位研究”“越南、古巴、朝鮮、老撾黨的建設研究”(分國別)等。

　　從上述數據里可以有以下發現。首先，占比近一半(49%)的《指南》課題，與高層政治和中央外交方略直接掛鉤。它們體現出當下中國決策精英的重要關切，決定了政府資助的主要范圍。對于研究者來說，瞄準這些課題不僅中標的可能性較大，也預示申請者將有更好的發展(晉升)前景。這些課題能在黨的重要文件和領導人近期的講話里找到對應的指示，有些就是對外宣示的原本提法。它們無疑是中國外交關鍵的部分，理應占據優先位置。但問題是每年的重合度很高，已有政治文本和外宣口徑已有詳細說明，研究者拓展的空間有限，提出新見解的可能性有限。其次，就國別地區而言，直接和間接與美國研究相關的選題占有很大比重，中國周邊國家和次區域亦有相當數量。也就是說，假使不研究美國，也不討論中國周邊情況，申請的課題較難獲得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這部分解釋了中國國際問題學界對美國事務的偏好，提示了其他方向及類型較少的原因。雖然《指南》里亦有少量新課題，如“共濟會的歷史沿革”“國際評級機構的深遠影響”“西醫西藥業在發展中國家的推廣戰略”，但罕見別具一格、另辟蹊徑的思路，對于年輕的外交學人激勵不夠。再次，聯系本文主題而言，搜索整個清單不難發現，現實性的、中短期的和政策層面的題目占據絕大多數，當下的熱點話題高居前列(個別內容可能很快失去熱度和研究價值)，而具有長期性、基礎性和學理性的選題很少，與外交研究本身(“理論的理論”)和外交學術增長(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相關的題目幾乎見不到。正如后文將會指出的那樣，評估、審視與反思應是外交研究不可忽略的環節，遺憾的是《指南》對此沒有給出引導。

　　值得一提的是，與《指南》的其他學科類別(如社會學、法學、經濟學和歷史學等)對比，國際問題研究的選題看上去相對隨意和容易，理論難度和學術“含金量”不高。譬如這一類型下面鮮見國內外理論流派的分類追蹤，少有方法論和學理演化的專門課題，基本沒有與科技前沿和外交知識塑造相關的題目。拿“政治學”對照便可看出差別。2019年“政治學”門類《指南》清單里包括了諸如“近百年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及方法反思”“現當代國家主權理論和實施機制研究”“現實主義政治學與利益分析途徑研究”“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哲學基礎和方法研究”“權利政治與公益政治的政治哲學比較分析”“政治生態學理論與方法研究”“政治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政治心理學理論與方法研究”“地緣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研究”“比較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研究”“政治學研究方法研究”“人工智能與政治科學發展相互關系研究”“大數據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相互關系研究”“近代西方政治體制的文明基礎研究”“西方共和主義理論的當代演化研究”和“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研究”等題目。若與社會學、經濟學、考古學等發達學科對照，國際問題研究的差距更大。某種意義上看，說國際問題研究是“門檻較低”的一種學問，并非嚴苛的評價。從上到下，從官員到評審專家，均把國際問題研究定位為不需要太多理論和方法論的一種“知識”。

　　國家社科基金的導向影響著研究者在目標與著述方面的努力。這可以從成果發表方面觀察到。一般都認為，“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多年來都是展示國內高校教師較高發表水平的重要平臺之一。其下屬的《中國外交》專刊2020年每期9個欄目共轉載7—10篇文章，全年共轉載103篇文章。“理論與政策”欄目36篇，占總數近35%，包括“習近平外交思想析論”“習近平外交思想與中國外交哲學的新境界”“對外依存與中國外交的戰略自主”“論百年變局與中國之變”“中國外交70年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建設”“大變局與中國外交的選擇”“全球國際關系學與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等。這一欄目下轉載的文章中，有3/4與國家外交方略和領導人思想有關，1/4在此之上討論中國的外交研究和國際關系理論。

　　“外交關系”欄目41篇，占總數近40%，如“中美戰略競爭的限度與管理”“世界大變局與中美日三國戰略選擇”“美國推動中美科技‘脫鉤’的深層原因及長期趨勢”“新時代的中朝關系：變化、動因及影響”“中美戰略競爭的限度與管理”“德國對華政策中的美國因素”“新時代中國對拉美的戰略及其影響因素”和“特朗普政府的極限‘臺灣牌’：表現、意圖與影響”等。這一欄目轉載文章的多數同中美戰略競爭有關。

　　“經濟外交”欄目6篇，占總數的5%，如“從接觸到競爭：美國對華經濟戰略的轉型”、“中國對非援助70年”和“有限的回擊：2010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制裁行為”等。6篇文章均涉及中國的對外經貿關系。“全球治理”欄目6篇，占總數的5%，如“中國應對全球治理和多邊主義挑戰的實踐和理論意義”“中國參與全球治理70年：邁向新形勢下的再引領”“國際公共安全責任分擔的中國方案論析”和“全球發展赤字與中國的治理實踐”等。“一帶一路”專題4篇，占總數的4%，如“中國債務陷阱外交論的發展及其謬誤”“中國邊疆開發與周邊政治經濟學”“健康絲路視角下的中國與全球衛生治理”等。“學科建設”欄目4篇，占總數的4%，包括“周邊安全：問題、邏輯及其學科建設”“改革開放40年來的中國(中)東歐研究：基于學科建設的初步思考”“中國學派問題的再思與再認”“國家安全學學科建設路徑探析”。“新冠疫情與中國外交”欄目2篇，占總數的2%，包括“新冠疫情與國際關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與中國大國形象塑造”。“周邊安全”欄目2篇，占總數的2%，包括“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及其對中國地區安全環境的影響”和“近期中印關系發展趨勢研判：回歸常態抑或戰略性轉向”。“外交史”欄目2篇，占總數近2%，包括“冷戰時期臺灣與蘇聯的秘密接觸”和“現代化、國家安全與對外援助”。

　　從被青睞和轉載的這些作品可看出，政策性詮釋和熱點問題占了總數的85%以上，學科建設和基礎性研究不到10%；絕大多數作者關注的是中國事務，專門分析他國情況特別是學界動態的作品很少；與前面的《指南》類似，對現實的大國外交尤其是涉美外交的討論在成果里占有突出位置，中美戰略競爭主題得到高度重視，還有一些是關于國別地區的分類專題討論。學科建設方面，名為“中國外交”的這份期刊看上去并無自身的明確定位，轉發的文章從題目到內容缺乏個性；每年的主題和論點有似曾相識之感，重復度較高，創新之處不清晰。牛軍教授在15年前曾批評指出，中國外交研究“重策論而輕學術、重詮釋而輕批判、重描述而輕思辨”。這一批評今天依然適用。

　　外交研究的不充分還與它的研究對象有某種聯系。在西方和中國，這方面的成因比較復雜多樣，背后多少體現東西方不同的文化。

　　在西方，外交研究不是一門特別受重視的學問，也很難說有什么學術理論和范式方法的特殊貢獻。有時外交被權術人士當作一種技能，更多時候外交問題或外交研究被看成一種膚淺的、范圍受限的討論領域。外交學的專家學者多半不處于國際關系理論隊伍的核心圈和高位，外交史或外交專門問題的分析在歷史學界也經常被邊緣化。一位批評者曾尖銳地指出，世界政治中沒有哪個領域像外交這樣存在巨大的理論與實踐鴻溝，即研究政策的人沒有理論指導，理論學者又不關注外交本身。“同醫生或其他職業一樣，外交行業也有著外行不懂的實踐知識和技能”，“其他行業從科學中汲取知識。職業外交則向來是實踐的藝術，也就是學徒式訓練。職業外交不會從哪一門學科中汲取營養”。

　　根據有國際影響的韋氏大詞典的定義，外交(英文diplomacy或foreign affairs)指的是，A，對國家之間關系的引導，由國家領導人直接進行或通過其代表加以實施；B，指管理國際談判的藝術，或是引導這類談判的技巧；C，指外交機構或處理人際關系的技巧。這一是強調了政治權威性，二是看重對國際關系的導向，三是重視其藝術技巧。西方人多把外交當作拓展自身重大利益的一門藝術和一種工具。集外交活動家和外交思想家于一身的基辛格就曾說過，“外交乃一門藝術”。

　　對于“外交是一門藝術”的說法，可做不同的解讀。一種是褒揚式的，即把它看作有能耐者施展大智慧和技巧的舞臺，如歐洲近代史上那些大人物就具備這類扭轉乾坤的本事。最早提出“鐵幕”一詞的丘吉爾和撰寫八千字電文的喬治·凱南，被不少贊揚者頌為西方陣營對蘇聯“冷戰遏制”方針的奠基者。另一種看法則帶有貶損性，認為外交只是野心家個人的手段，充滿欺騙和幕后交易，大人物“翻手為云、覆手為雨”，談不上規律可言，無太多研究價值；外交著述很少建立在價值中立的獨立觀察之上，它往往是感性的、有偏見的、缺乏學理和深度的，有的僅是個人的零碎雜憶和混亂表述。

　　總之，外交問題的探討和有關外交的知識學問受到了來自不同方向的質疑或約束。如克里斯特·約恩松和馬丁·霍爾指出的那樣，雖然在實踐中，外交被當成國際關系的重大制度，但從理論層面考察，“外交極少受到從事國際關系專業的政治科學家們重視。的確，外交與理論相互排斥”。

　　中國的情況與國外相似。中國人普遍認為，外交代表著國家的形象，體現了民族國家的根本利益，外交事務重大而敏感，外交人員得到的授權有限。基于這種普遍觀念，有關外交的研究同樣有很多限定，管理者對標新立異的嘗試鮮有鼓勵，研究者需非常小心謹慎。

　　另一方面，我們傳統文化里的某些因素強化了官員和民眾涉外的疑慮心理。《辭海》將“外交”界定為，“國家為實行其對外政策，由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外交部和外交代表機關等進行的諸如訪問、談判、交涉、發出外交文件、締結條約，以及參加國際會議和國際組織等對外活動。外交是國家實現其對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可以看出，這個被中國學界特別是教科書廣為采納的定義，其重點是“外交”對國家利益的代表和推動者的權威，而不太關注它的構思過程或運作技能。

　　《百度百科》對“外交”有如下說法。(1)古代指人臣私見諸侯。《谷梁傳·隱公元年》：“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范寧注：“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謂之寰內諸侯。”《禮記·郊特牲》：“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鄭玄注：“私覿是外交也。”(2)今稱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和交涉為外交。(3)指與外國私相交往和勾結。《韓非子·有度》：“忘主外交，以進其與。”陳奇猷集釋：“謂釋其國法而私與外國為交也。”《史記·蘇秦列傳》：“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后。”唐朝白居易《得景為將敵人遺之藥景受而飲之或責失人臣之節不伏》：“軍尚隱情，臣宜守道，況幄中之權要，當絕外交之嫌。”(4)指與之交往的外國。《國語·晉語八》：“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韋昭注：“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托之而勸勉焉。”明朝何景明著《何子·策術》：“齎寶玉以親外交，市土地以厚與國。”(5)指與朝臣交往、勾結，也指依附于朝廷中某種勢力。《東觀漢記·鄭眾傳》：“太子儲君無外交義。漢有舊防，諸王不宜通客。”《三國志·魏志·蔣濟傳》：“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續資治通鑒·宋英宗治平四年》：“朕以家世用卿，卿當謹家法。人臣病外交陰附，卿宜自結主知。”(6)與朋友、外人的交際。《墨子·修身》：“近者不親，無務求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史記·佞幸列傳》：“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明朝劉基著《擬連珠》：“絕外交則可以守淡泊，專內視則可以全淳精。”(7)一個國家在國際關系方面的活動，如參加國際組織和會議、與別的國家互派使節、進行談判及簽訂條約和協定等。

　　多數說法背后隱藏中央王國作為上朝對外邦的擔憂和防范，即認為所謂“外交”是不得已的往來交涉，不太相信與蠻夷外族打交道有真的價值，要求在對外交往上保持警覺，以防備不當之舉。在這種大局觀下，為臣者的任何私言獨行可能被視為奇技淫巧甚至忤逆朝廷。現代人盡管較少受傳統君臣關系思想所縛，卻對“外交”一詞包含的事關重大且尊貴敏感等意涵大致認可。它還折射出一種潛意識，即好外交者多有貪戀之心，難有品行的高尚；甘于淡泊自守，方為做人和治國的正道。靜美方能淳精，內圣自然外王。它傳遞了中國傳統上一種內省式的處世哲學，即利益和好處不是依靠爭先得來的，而須通過個體的修身養性獲取。它涵蓋了整個家國天下觀。積極意義上，對“外交”的評說體現了中國傳統精神文化特有的清高和“慎獨”氣質；負面角度講，它讓人在激烈競爭中慢半拍，沉穩有余而拓展心不足。

　　對中美兩個國家都有深入研究的著名文化心理人類學者許烺光先生，曾著書分析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人對待國際關系態度的影響。他指出，每個民族都是通過自己的文化透鏡來看待世界，自己的群體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外部的一切均根據這個中心加以衡量判別。盡管中國人和美國人在看待外部世界時都認為自己所屬團體的生活方式更優越，但美國人的優越感表現出向外擴張和征服的傾向，中國人的優越感則是一種盡量遠離和漠不關心的態度。深層次里，不同優越感背后有兩種文化心理的根植：美國是一個高度自由主義和激烈競爭的社會，缺乏緊密的人際關系，沒有人在社會結構中具有恒定的地位和安全感，因此，每個人在尋求向上爬升的同時，也擔憂來自下層的威脅。對于某些弱勢民族的偏見行為，提供了美國人一種成功、優勢和戰而勝之的幻覺。這種精神不僅造成美國文化高度的物質文明，同時不斷提供破壞和改造現狀的決心和動力。“西方人過于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與意識形態，以至于不但大規模地改宗，而且不惜用武力強迫他人改宗。”相形之下，中國傳統和社會更加重視家庭和宗族的穩固以及個人發展前途的可預期。為老人的離世舉行葬禮、為孩子的前途安排婚姻、孝順的鼓勵和家譜的續寫，以及善行和裙帶關系的形成均無不意味更大的安全(保障)、更穩定的家國(群體)和更高的禮數(文明)。許烺光認為，正由于中國人在主要親屬團體中能獲得社會需要的滿足，易于采用閉關自守的取向，只要自己的安全未受威脅，從未主動接觸其他國家。“這種模式有兩方面。一方面中國沒有改變異族宗教信仰、派兵征服或拯救異教徒的歷史。另一方面中國通常希望維持現狀而不是擴張。”

　　當人們認為外部世界非黑即白時，沖突是難以避免的，但如果采取中庸守拙，外部就不那么容易判別，人們寧肯求穩或回避或妥協，至少不介入、不干涉。許先生評價說，西方的那一套可能釀成沖突悲劇，也可能加快社會進步，而東方精神的確有助于遠離狂熱和戰爭，但同時會造成個人及社會的敵視和停滯不前。“它束縛了所有的自發沖動，不管它們是高貴的，還是卑劣的。這種靜止的心態，使西方人對中國人產生了‘神秘莫測’的第一印象，中國人則把西方人的主動性看成是‘難以揣度’的性格特征。”和諧而非沖突，一統而不是變化，是中國人追求的首要目標。

　　文化性格中的內斂對現實的研究與教學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我們國家，外交學專業主要是講授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在國際中的定位，包括大的外交政策及其制定、實施和特點等相關內容。講授內容多聚焦中央政府層面，具有明確的政策解讀性質。講理論時主要是分析幾代領導人治國方略在對外關系中的體現，圍繞此目標展開輔助性課程，如外交史、外交禮儀、外交談判、決策論、博弈論，以及外交人物和外交經典研讀等。根據國內各省區的地理方位及鄰邊特性，不同地方院校加設美國、蘇俄、日本、朝鮮半島、南亞、東南亞和非洲等國別區域課程。總體看，課程重政治導向輕外交學術，重政策解釋輕理論分析，重中國特色輕外國經驗，重具體過程輕學理方法，重現有經驗輕創新線索。

　　此外，學術批評不充分也是值得注意的一個點。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院士指出：“翻開科學史不難發現，創新的科研成果往往是在不斷質疑、爭鳴和討論中產生的。不同觀點之間的互動，能使人們看清問題，找到解決之道，進而獲得真知灼見。但在我們國內基本上爭鳴很少，科學界內部認真的科學討論很少。在國外，科學界有些不同的觀點、不同的意見，會通過科學界內部的爭鳴來解決，但在中國，操作起來不容易。人跟人之間要么大家都客氣不說，真要是爭起來，大概兩個人就要成敵人了，所以大家都避免討論。有的人忍不了，那最后就搞得關系很僵。我們缺乏人跟人之間就事論事的基本態度，這就造成國內學術生態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自然科學尚且如此，外交和國際問題的爭論更是不易。以政策評估為例，在內部研讀會上常可見到，不少智庫學者、大學老師和研究機構人員對于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來龍去脈和官員個性，包括特長和弱點，講得有條有理、細致透徹，一旦涉及本國外交評價，發言者就收斂很多且雷同度較高，多數時候是依據有關領導基調展開，很難提出批評，更不會有否定意見。

　　僅僅抱怨管理部門過于嚴厲或宏觀環境的各種不利因素，既不足夠，也不公平，研究者應該反思自己在選擇題目和收集資料時做得如何，是否真的用心。

　　先自我反省一下。十多年前筆者曾撰文提出，經過多年改革開放，中國外交形成了有獨特性和創造性的理念和做法，如“發展”、“主權”、“責任”三大目標的相輔相成；低調溫和、不搞對抗的外交姿態；有理、有節的國際改造觀；層次多樣、優勢互補的復合外交形態；細密結合的外交“四條線”，即大國關系、周邊關系、發展中世界關系和國際多邊組織關系；“和諧世界”理念的逐步形成；不斷充實的不干涉內政原則；形成中的“以人為本、外交為民”思想；既有連續性又具代際創新性的指導方針；漸進、有序的外交轉型。這些特色體現了中國外交在國際變局下的巨大進步，開辟了國際關系理論和外交學探索的新天地。回過頭來看，這些觀點并沒有錯，但整篇文章只談大的結構，僅有對成就的褒揚，忽略了微觀層面，缺少對政策評估及糾錯機制的討論。這多少與那時的研究心態有關。持續嘗試引進借鑒西方理論之后，筆者轉向對中國外交和國際關系實踐的分析，更多注意上升的那些層面及動因，贊美特色的同時放松了對缺點的檢討。其實仔細想想，成就與問題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比如，三大目標下面難道不存在失衡的點與時刻？“韜光養晦”被“奮發有為”替代的過程是否伴隨新的利與弊生成？中國外交態勢如何隨著實力與意愿改變？復合外交形態是完成式還是進行式？“四條線”的主次是否會不斷變動？有無優先性的確定次序？隨著中美長期戰略競爭態勢的形成，“和諧世界”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如何與防止新冷戰的需求對接？不干涉內政原則怎樣既維護自身不斷擴大的利益也令國際社會理解接受？如何闡釋妨礙“以人為本”外交的內外因素？政治領導人的代際變化對外交方針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有何影響，國內外學界對此有哪些值得重視的看法？世界范圍外交轉型的漸進與突變有哪些經驗教訓？這些問題值得深入探討，上述文章顯然有缺失。

　　談及拓展外交研究、開辟新思路，不由想起莊禮偉教授的見解。新冠疫情前，在《國際政治研究》選題策劃會上，這位來自暨南大學的東南亞問題專家指出，現在國際問題研究領域的很多文字看似高大上但不接地氣。他多年來有意接觸在廣東打拼的農民工和弱勢群體，放眼觀察東南亞地區少數族群的生存狀態，用專欄和隨筆講述弱勢人群和“他者”故事。從他的“草根視角”、“亞非視角”、“南方視角”，可以感受與主流媒體及學界(無論中外)呈現的不一樣世界。重要的是，這些群體雖然占有人口的絕大多數，對國家大事有自己的想法和說法，卻由于不生活在大都市精英圈或世界中心地帶，缺少發聲渠道與代表。莊禮偉還舉例說，從弱勢角度反思當代世界，“殖民主義與后殖民時代”、“人民革命與社會抗爭”、“沖突時境下的生命政治”、“沉默大多數的表達方式”等就會浮出水面，成為好的研究題目。他后來在國外考察時不幸去世，但其留下的思考卻讓人難以忘懷。

　　從國際上看，多年來有不少嘗試將弱勢群體放入國際政治框架、觀察其權利與發聲渠道和揭示主流研究缺陷的努力。比如，有的追蹤各地土著權利議程如何改變國際現狀，挑戰威斯特伐利亞的國家主權觀、自由主義國家基礎和國際人權共識；有的從后殖民主義角度出發，呼吁研究方法的非殖民化和土著分析議程；還有的倡導國際關系學科的多元聲音和想象，對諸如“人性”、“代理”、“治理”、“威脅”和“傷害”等概念批判重塑；著名的“世界體系論”(沃勒斯坦)或“中心—邊緣”學說(拉美學者)，早就指出歐美中心主義對于外交學和國際關系的危害。這類路徑近年也得到中國年輕學人的注意，且嘗試用來分析本土現象，盡管遠沒有共識和足夠影響。在2020年11月下旬召開的“第十三屆全國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專業博士生學術論壇”上，出身于西南少數民族的北大年輕學者金磊，提交了一篇題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少數民族詮釋視角：指向、基礎和路徑”的學術論文。他呼吁重視少數民族的神話與史詩及其背后的世界觀，重視少數民族的遷徙與生存(分析其規模、危機與脆弱性)，重視多文明構成的多樣性(特別是少數民族女性角色)，重視作為原始社會契約的少數民族習慣法，重視“地緣”、“邊界”等概念的生成。他尤其強調實地考察與資料整理的重要性，包括收集少數民族自身的歷史記錄，標定史籍、口傳史等少數民族文化的特有脈絡；結合人類學和民族學的方法，對少數民族及其生活區域進行現場觀察，收集各朝代典籍所載的先民記錄，包括外交詔文、地方志、游記、銘文、石刻和考古發現等。這些匯集成中國少數民族思想史和實踐史的豐富記憶，可幫助研究界從恢復的片段中提取精華，展示被遺忘或忽略的少數民族地區史，更加完整解說中心王朝的外交及其主導的地區秩序。

　　筆者以為，這類工作有著重要的意義。中國是占有當今世界人口總數近1/5的超大國家，也是為數不多擁有幾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國度，還是國內有眾多的少數民族且它們中有許多具有跨界跨境特性的多族群社會。在整個國家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各區域各民族的成長與認同呈現更多不同。在這樣的特殊構造下思考外交和國際關系，需要努力展示這種多元一體、色彩斑斕的民族國家形態及其方針政策，包括歷史傳統的多樣、文化心理的差異、生活習慣的不同和內外相處的各種規范。固有的“大一統”政治文化和儒家精神反映了主流的需求與特點，有其優勢與作用，然而無法涵蓋非主體民族和邊疆地區的演化線索，這導致學術資源的配置不均衡和研究者視野狹隘。外部有主導地位的那些學說與范式，盡管有其多元文明的淵源和一定創新力，包括與主流學說共生的各種批判理論，但畢竟多數人從外部觀察揣摩中國，失之淺顯乃至臆斷多多。類似莊禮偉和金磊的嘗試，可以拓展中國現有研究議程，增強“多元一體”的文化自覺，亦能裨益中外學術對話。

　　由此出發，本文將繼續探討國際問題的研究如何借鑒其他學科，以開拓更多思想源泉。

　　包括外交學在內的整個國際關系研究，似乎是一個“生態位”較低的學術分支。20世紀在綜合了生態學、生物進化論和物種信息分析等理論后形成的“生態位”(ecological niche)學說，解釋了生態圈里單獨個體或種群在更大種群或群落中的時空位置及其功能關系。所謂生態位，是指在生態系統和群落中，一個物種與其他物種相關聯的特定時空及功能作用。在自然生態系統中，只有生態位重疊的生命系統才會產生爭奪生態位的競爭，競爭是爭奪最適宜生存的生態區域。自然物種的生態位實際上是物種能獲得和利用的生態資源空間，生態位越寬，物種的適應性越強，生態空間越大，可利用的資源越多越雜，物種的競爭力越強且越可持續。各物種或類別為了建立各自的生態位，須發揮比較優勢，通過動態篩選和適應環境，找到獨有的行為方式。由于這種特殊的學習適應，看似規模和實力弱小的物種也能在大自然里與龐然大物和睦共生，后者亦以前者的生存作為維系自身的前提，從而形成生態環境相互依存的多樣性，使總的生態得到最優利用和不斷延續。生態位概念對外交研究有啟發作用。國際問題研究從別的學科引入的概念和方法比較多，如沃爾茲結構現實主義從物理學和經濟學獲得的借鑒，戰略威懾學說對工程學和博弈論的借用，溫特的建構主義同分析哲學、語義學和社會學等學科間的承續。反過來，國際關系學或外交學變成其他學術門類參照的概念十分罕見。國際問題研究和外交學像是主流學科擴展出來的分支，是二級學科甚至更小的領域，引進多輸出少。

　　生態位理論提示的改進方向是，摸清整體環境的構造特點與變動趨勢，找準自身生態位并發揮比較優勢，盡最大努力增強競爭力。拿外交研究來說，遵循這一機理，像中國這樣的超大國家宜鼓勵各省區、地方政府和民族區域范圍揚長避短、避免雷同，建立有區位優勢和特色需求的研究方向，讓各自的“生態位”凸顯出來。比如，西北省份可多探討與防止“三股勢力”(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相關的課題，東南沿海大力發展涉海外交研究項目(如海洋安全、海洋國際關系、海洋合作開發及至次級小課題)，西南方向沿邊省區更多關注南亞、東南亞及其與中國有關的內容(如邊疆跨界少數民族的對外交往、走私販毒和小武器非法銷售之類的防范)，東北地區有較多資源開發與俄遠東地區、朝鮮半島和外蒙等專精題目(如跨國移民、水資源跨境利用合作、地方配合中央防止半島核擴散等)。在國家和地方各級部門投入和學術導向激勵下，學者和研究界的創造力和個性將逐漸激發，研究成果將呈現層次感和多樣化。同理，各個學術期刊、各領域的研究機構和各地各專業的大學朝著建立類似“嶺南學派”“中原學派”“西北風”“東北味”“京派”“滬派”和培育更多個性成果的方向引導，繪制錯落有致、色彩斑斕的外交學和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畫面。

　　有關“醫學是什么”的討論或可從另一角度增強本文的思想。當人們把現代醫學理解為一門科學的時候，首先是把它作為一種循證醫學，即看病講求證據，通過觀察、儀器和化驗等，醫生在臨床實踐中對病人做出診斷。在這個進程中，機器越來越復雜，藥物越來越多，手段越來越精細；臨床分支層出不窮，分了外科還要分胸外科、神經外科、普外科和骨科，分了內科還要分心內科、神經內科、血液科和呼吸科等；醫學統計按某個標準的診斷準確率是多少，治療的有效率是多少。后來的研究發現，單向的努力不夠，于是又發展出敘事醫學，即要求醫生看病不單單關注病人的病理，還要關心病人怎么想、經濟狀況如何和家屬態度之類，要與病人及社會共情，具備認知、解釋和感化他人的能力。隨著社會進步和需求多樣化，醫學被賦予手術美容、防治“三高”、預防衰老和臨終關懷等新的使命。醫學界一直在探索，哪些應該納入，哪些不屬于醫學范疇，什么是醫學的社會屬性和人文屬性，遂有了“人文醫學”新觀念。醫學知識的進步說明，即便“硬核”的科學也無固定框框，知識的掌握是一個開放吸納的過程。對于國際關系和外交分析者，它是有意義的敘事。學科僅是吸收和層化的架構，有跨界交叉，有對人的關切。外交學也是關乎人的學問，探討民族的情感、戰爭的治愈、技術的沖擊，以及能力和價值的培育等。國際問題研究沒有理由止步于某個時點、單一解釋和具體任務，層化、分叉和專精的努力永遠在路上。知識進步不應限于工具性的改善，而須有心理與情感的關切。

　　在不確定增多的時代，復雜性學說受到更多重視。它教會人們不能格式化和單向度地看待事物，要有“復雜性思維”。例如，常規理論不太講解為什么曾讓美國及西方世界膽寒且存續了大半個世紀的蘇聯會突然解體？為什么股票市場或石油價格會脫離實際經濟和供需關系大起大落？為什么原始的液態氨基酸和簡單分子會轉化成活細胞，單個細胞逐漸形成像海藻、水母、昆蟲，最后到人類這樣的生物體，人類又耗費這么多時間和氣力來組成家庭、部落、社團、民族及不同類型社會，其間有其他生命體難以比擬的信任和殘殺？為什么我們所處的這個宇宙據說是由無到有的“大爆炸”形成，物理學尤其是熱力學難以解釋宇宙中各種奇妙建構與解構如何并存；銀河、行星、細菌、動物和大腦等各種組織是隨機進化的結果，還是人們至今不知曉因素的作用？面對類似困惑，經典學說確實顯得乏力。復雜性學說給出的思考線索是，把上述情景看作不同的復雜系統，既分別又綜合追溯它們的功能機理與聯系，對非線性改變和不確定性加以估算。千萬個蛋白、脂肪和細胞核酸相互產生化學作用并組成了活細胞，億萬個彼此關聯的神經細胞組成了大腦，無數相互依存的個人組成了人類社會；在每種情況下，無窮無盡的相互作用使得每個系統作為一個整體產生了自組織；一組組單個的動因在尋求相互適應與延續中超越了自我，獲得了生命、思想和目的等作為單個動因不可能具備的集成特征。這些復雜的和具有自組織性的系統可不斷適應和自我調整。它們將所發生的一切轉化為于己有利的東西，同時自身也在適應進化。這與單純的計算機集成電路板或雪花等所謂復雜物體有本質區別，因而更活躍、更無序。復雜性思維預感了混沌現象。極簡單的動力導致的極復雜的、難預見的后果，如細小碎片產生整體美感，翻沫后的洶涌河流，萬里晴空的氣旋。復雜性系統包容了紊亂與秩序及將它們融入再平衡的能力。

　　在筆者看來，復雜性學說提供了新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就外交研究而言，它啟發人們用辯證態度看待國際關系和國內社會行為體的互動，大到像美國和俄羅斯這樣全球級別的國家政府，小到如中東庫爾德族及在不同境內的村落，乃至各式軍工集團和極端勢力、事發地的普通人和遙遠他國的電視觀眾。用裝有復雜性思維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加以觀察，讓研究對象在不同場景下相互作用并多重呈現，令敘事線條掙脫單向度的框框。其次，復雜性想象有利于開發不同于以往的命題。貌似手段強大的決策機構實則有難言之隱；反過來，看似邊緣弱小的草根行動者能把“非理性”政治訴求轉化成具有突發性和震感的事態。大與小、強與弱、攻與守、勝與負等“對子”變得相對和有層差。實力、利益、意志和行為等重要范疇不是按舊標準劃分等級，而是構成錯綜復雜的組合。這種思維讓研究觸角伸向全新的領域，如“驚悚”的形成、“黑天鵝”的飛起、信息時代的“涌現”和國際外交的變異等等。它不止有助于決策部門改進危機預警及管控，更可以激勵研究者的好奇心和新路徑的生成。

　　借用量子力學的表述，復雜性思維嘗試捕捉的既是難于測量的波，又是相對守恒的粒子。量子世界發現很多超出經典世界的現象，激勵不同學派的物理學家殫精竭慮地提出各種假說。“薛定諤的貓”提示了測不準原理，“上帝擲骰子”被用來形容量子世界的不確定，“雙縫干涉實驗”揭示“平行宇宙”和“多世界解釋”，霍金的《時間簡史》打動了千萬讀者，很多人因此仰望星空，領悟數學與藝術合體之美。同樣是研究工作，外交學和國際關系理論什么時候也能讓人怦然心動？確實，國際政治學界和外交研究有天然局限，政治議題的嚴肅性、外交事務的敏感性、國家安全的重大性和本學科歷史的短促等似乎導致本領域不易創造物理學和數學那種美妙，但絕非毫無改進可能。《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一書探討了國家間戰爭勝負的多重致因，揭開國際關系和外交史上的悲慘一幕。作者提出，在西方殖民主義者征服美洲土著的進程中，關鍵因素并非入侵者擁有的精良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能，而是其攜帶的傳染性病菌。作者思索并追問，為什么印第安人的疾病沒有殺死入侵者并傳回歐洲，感染和消滅眾多的歐洲人口？工業化、城鎮化和人際交往的密度，以及食物鏈和動植物種類的環境習性對于歐洲殖民者和美洲被殖民地之間不對等的“病菌交流”起到什么作用？該書的書名提醒讀者思考軍事、免疫力和生產方式的關聯，用新的視角看待人類各種文明命運的詭異改變。縱覽全書，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軍事學、生物學、地理學和語言學等領域的知識信手拈來，思想獨到又敘事生動。

　　學術思想的創作，應是一種充滿張力和動感的態勢，像凝望和靜思浩瀚宇宙那樣放開思緒。外交是人的交往，國際政治亦是人之情感和欲望的復雜再現。把國際問題探索和外交學術比作一門“藝術”或“美學”或許是有道理的。繁簡疏密、具象心印、老嫩粗細、雅俗隱顯、遠近明暗、剛柔黑白、陰陽明暗、枯潤色墨、虛實藏露、中外開合、豐盈羸弱、凸起坍塌和質華奇正等，這些概念可以助益國際問題研究領域有關核心與邊緣、南方與北方、強權與弱小、主體民族與非主體民族、硬實力與軟實力等問題的思考，把國際關系的美感和外交方式的變幻加以呈現。廣袤的國際關系領域并非僅有邪惡黑暗和博弈算計，并不只是大國秀肌肉的場所，它還存在著真善美的特質，有著隱約或顯著的進化線索，展現不同群體和人物的喜樂哀怨或韌性豁達。國際問題的研究可以是“三維”的，即從科學、人文和藝術的不同角度，助力學科范式和學派分野，呈現世界政治各幕劇情；通過三位一體的工作，有助于察覺國際行為體的不同脈動，細捋世界政治的多重后果，看清外交發展的各種場景。

　　更廣闊的視野和更具彈性的議程將使我們的外交研究從粗放到精致，由單調變交響。

　　外交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還與研究者對“外交知識”的理解有關。當人們提到“外交”和“外交學”時，究竟是指什么？它們會隨著時間、空間和環境條件改變嗎？講到迅速變革的現時代，變化是線性的、漸進的和單向度的，還是非線性的、包括量變與質變及更多維度的？外交決策的各個環節和參與外交的各個角色如何聯系和評估？政治核心、外交機構和外事單位等層級在中國這種超大國家怎樣協調才能發揮不同的創造性？“小外交”和“大外交”的說法有何意義？怎樣看待所謂“一軌半”“二軌”及至“九軌”等提法？外交知識是由哪些角色參與建構的，比如國務活動家、外交部和政黨等締造的外交理念與關于外交的大眾理解、媒體解讀、學者定義及外部看法，各自占據知識譜系的什么位置？外交學人既建言外交決策，也遵循學術規范，這中間的界限誰來判別？確定的外交知識(比如聯合國由主權國家組成)與不確定的外交知識(比如國際規則制訂將有更多行為體介入)有何差異？怎樣辨識應用性外交知識與非應用性外交知識？哪些是外交常識，哪些是推理或待證實的假設？外交學與國際關系學有哪些重合，如何相互參照和增強，它們與政治學和歷史學等相鄰學科關系如何？外交知識是線性增長的，還是多路徑和交叉式的累積？外交學的進階與其他門類的進步有何相似和不同？凡此種種，涉及外交學的本體論，關乎知識社會學和考古學，屬于“理論的理論”。對此類問題的追問有助于奠定外交知識體系的基石。

　　讓我們從“知識是什么？”的問題開始。按照社會學家福柯的說法，“由某種話語實踐按其規則構成的并為某門科學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體，盡管它們并不是必然會產生科學，我們可以稱之為‘知識’。”知識既是整體的，也有各種成分和層次。特定知識有特有指向和對象群，可能來自經驗、傳統或異質的發現，依照主體的同一性聯結在一起，組合成專門的命題、陳述與策略，而不論其是表現為標準的和科學的形態，還是以非通用的和不嚴謹的方式呈現。知識既是某種概念空間，也具有流動性和迭加性，從早期雛形到進化嬗變。知識考古學的工作是從表面殘片中分離雜質，考察內在的文化、生活和生產的各種關系。知識的考古對象是話語本身，它關注不同話語的特殊性，揭示背后的關聯與作用。

　　根據知識社會學創始人、哲學家舍勒的學說，知識的創造者或載體不僅有知識分子的工作，也不只是成文的東西。知識的分類多種多樣，因而創造與獲取各不相同，比如有自然觀察獲得的知識(日月星辰)，有精英引導灌輸的知識(黨綱政綱)，有悲憤產生的知識(抗議目標)，有教育及社會制度產生的知識(課程教材)，以及專業培訓習得的知識(政治主權)等。原始部落的人與紐約大都會的人形成不同環境的不同知識，北極愛斯基摩人對于白色的辨識、和漁民對于藍色的感覺和木匠對于木質的辨別均遠遠高出常人。有些知識是直覺式的，有些是遺傳的天賦，還有些屬于復合知識。知識社會學研究知識的生產和傳播，區分知識的種類與性質，探討知識的譜系和進階。它教會研究者懂得，自己研究的是什么樣的知識，如對策性的、啟蒙宣傳性的、客觀描述的、意識形態的和方法工具論的等等，然后分門別類討論不同功用和不同載體等。

　　曼海姆是德國批判理論代表人物之一，他提醒了知識形態的各種變異，要求區分(譬如說)類似真理的知識、自然科學的知識、社會決定的知識、意識形態化的知識、帶有偏見的知識、烏托邦的知識和虛假知識等。他指出，知識社會學讓人重視知識與社會環境關系，使研究工作掙脫或剝離表象，對知識本身做認識論的反思。知識社會學并不試圖取代精神分析和傳統認識論之類的學術領地，而是提示特定論斷內在的局限性，察看先驗性知識或“完美知識”的邏輯斷裂，否定經驗主義認識論的狹隘。“每一種知識理論本身都會受到科學在其時代所采取的形式的影響，而且僅僅在這種形式中，每一種知識理論可以獲得關于知識本質的概念。”他認為，知識分子的觀點與創作來源于包含各種沖突看法的媒介，杰出而敏感的知識分子能根據社會需要審慎梳理，帶動社會與民族的思想進步。知識分子的整合工作不是各種群體已有意見的算術平均數，而是以知識創造的方式維護和利用積累下來的文化成果和社會能量。

　　英國哲學家羅素提出，母親對孩子的口頭教誨或部落人關于圖騰的日常崇拜培養了內在而持久、未必見諸文字的知識；萌芽狀態或朦朧感覺到的知識有別于那些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知識(意識形態)；個人體驗，尤其是冥想生成的知識，顯然不同于有意建構的知識。他把知識分成兩類，一類是關于事實的知識，另一類是關于事實關聯的知識。知識的定義與認知絕非一次性完成，而是復雜的習得過程。人類的全部知識都是不確定的、不精確的和不全面的。語言的表達、句法的構造、常識的推理、心理學的解釋、概率論(概然性)、科學推理的公設，包括物理學、歸納法和因果線等，都有其真理成分與特定限制。整個社會的知識和單獨個人的知識比起來，既可以說多，也可說不夠：社會的知識包括百科全書的全部內容和學術團體匯報的全部文獻，但是關于個人生活的特殊色調和紋理的那些溫暖而親切的事物，它卻一無所知。因此他提倡用科學精神探索未知的同時，保持質疑和審慎的知識觀，懂得人的局限和科學的限度，知道“我們不知道什么”。

　　有關知識的元理論給此處有關外交知識的討論諸多啟示。外交形態就是值得深究的一種知識。在早期歐洲外交起源的主要地點之一的意大利，外交僅是教廷關于宗教事務及等級劃分的賦權儀式；中世紀多數時間內，外交不過是君主私人代表就皇室聯姻或諸侯分封展開的特使交往。近代主權國家的確立使今人所說的代表民族國家的方式流行起來，如外交溝通、談判和簽約等。舊時外交圈子很小且神秘，多受制于帝王權柄。二戰后的全球外交朝著民主化轉型，出現決策透明化、外交為民、公共外交和多軌外交等變革。越是發達進步的地方，外交越不只是國家目標及精英意志的傳遞，也成了社會塑造影響的渠道之一。循著知識考古學的線索，可以發現外交話語者的日益增多，見證國際國內多重主體參與的軌跡。例如，主權與民族獨立的外交話語多來自國務活動家、立法司法和外交部門，全球范圍禁雷倡議和公約更多出自民間運動與個人倡導，海洋法、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環境保護的游說提示了國際間立法司法的新進程，它們從不同側面昭示各國外交的演化與進步。在外交學層面，好的研究工作不僅能詮釋政府目標，還可以透射看似矛盾的各層面訴求，揭示國際社會的構造規律，培育新的觀念與話語。關乎外交的知識在不停流動、組合、更新和再造，這要求研究人員把靜態、狹窄、單薄的點和線發展為立體的、動態的和有延展性的范疇。尤其在中國這樣的超大社會和多民族國家，用這種態度發展外交知識，“金字塔”式的架構就會逐漸顯現，即既有頂層設計和核心決策的知識，又有中間部分和草根層次的知識，還有主流學識之外的各種分支與次領域。持續推動下去，外交學人會興致盎然，外交定義將不斷擴充，外交知識進步必然呈豐富多元之勢。

　　借鑒羅素的分類，外交知識可以被分出更多細目和類型，而不再僅限于國家間外交部門溝通、談判或博弈的知識。比如，可區分器物層面的知識(如外交的人財物資源)，制度層面的知識(如中國特色的黨政關系和涉外機構的設置)，觀念層面的知識(如當代中國精英在不同時代的世界觀)。劃分“關于事實的知識”和“關于事實間聯系的知識”之后，外交常識、外交史料和外交文件之類可歸入前者，外交學、外交理論和外交分析范式等則可放進后者框架。依此思考，主權、權力、自助、合作、競爭和損益等外交知識與財富變動、油價波動和戰亂起伏之類外交知識，在習得與展示的方式上也有不同。在今天的世界政治里，不僅應了解主體民族和國家的知識及淵源，還須理解非主體民族和各種跨界族群的知識及淵源，懂得全球多數國家內存在的民族構成的多元性及文化傳統的差異性，讓外交知識的源頭活水更加充沛。在課堂上，用權力現實主義闡釋權力概念時，它就容易限于國家機器的力量(如國內生產總值和戰場上武器的力量)，生成民族國家間你勝我敗和零和博弈的邏輯；采用了制度建構主義分析，權力就有無數種形態，如話語權的力量、草根的力量、大炮的力量、女性的力量、規則的力量和傳染病的力量，競爭與合作的組合變幻復雜。看似“自然狀態”的那些常識，如國家的存在、族群的分割、領土和邊界的設置，以及某些難以避免的暴力對抗，其實往往是人為設定與模板化思維的后果。哪怕外交發言人傳遞給公眾的有關國際事務和外交形勢的權威知識，亦是經過各種梳理、加工和分類的，與原初混沌雜糅的知識形態亦有很大差異。研究者的任務在于，不是簡單地接收現成理解，而是針對原始素材做知識考古工作，梳理決策層、公眾與傳媒、教育機構與智庫締造的不同知識。學術使命將揭示特定知識的表層閱讀與深層閱讀，注意專門知識的表意、深意和歧義，深挖容易被忽略的那些點、線和面，使知識累積呈現枝繁葉茂的樹狀伸展，或者說交錯疊加的地質頁巖。它將更多激勵研究者，尋找那些潛藏的、未充分發育或包含雜質的知識礦脈。對于本身就像一個世界和一種宇宙的超大國家來說，這種認識論有助于其建筑外交知識的嶄新大廈。

　　最后，沿著這一方向也許能有效減少內卷現象，提升研究者的品位。具有美感的研究不僅傳遞有關情勢的具體信息，還會吸引人去創造性思考和學會共情。它兼具真善美的向度：“真”是指以科學態度推進對真理的探究，懂得不受干擾地看待具體外交政策與大的國家利益和時代變遷的關系；“善”是指培養人的國際情懷與本土視野，防止狹隘偏頗的東西占滿心胸；“美”則指生發研究者及分析過程的想象力和靈動性，有藝術般的展示和美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是來自費孝通先生的著名格言，表達出中國哲學的深邃遠見，也是外交美學的應有之義。它有利于培育風范大國國民性，讓人以健康心態對待外交領域的特殊知識，如那些無法證實的知識(各種“陰謀論”)，那些無法在現實中感受的知識(如“天堂的存在”或“外星人現身”)，那些需要經常修正的知識(如各國大選選情預測)，那些模棱兩可的知識(如地區沖突形勢“亦喜亦憂”之類)，那些由個人體驗和抽象灌輸反差造成的知識(如戰爭造成悲傷的感受，國家間關系“最好”或“最糟”的表態)，那些表層閱讀和深層閱讀帶來差異的知識(如有關“酷刑”“種族隔離”“后殖民時代”)，學會辨識國際關系視域下的“感悟”“審美”“向善”“人性”“藝術”和“崇高”。總之，讓外交學聚焦“大寫的人”成為當代人文學術新的部分。馮友蘭先生曾說，哲學的任務不是為了人對客觀實際增加知識，而是為了提高人的心智；當人們對知識進行思索或談論時，這種思索和談論的本身也是知識，是“關于思索的思索”，也即“反思”。同理，高品質的外交學既是包含應用性的一種知識，更是形而上的一門學問，它不光增加具象的知識，還能塑造研究者的品格與世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