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巨著《國富論》既使亞當·斯密成為著名經濟學家，也使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正式建立起來。關于《國富論》的道德哲學基礎，學界存有爭議，其中最受人關注的話題當屬“斯密問題”。根據陳岱孫等人的記述，19世紀中葉德國歷史學派提出“斯密問題”，認為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關于人性的看法是矛盾的，斯密的學說體系存在著《道德情操論》無法為《國富論》奠定道德哲學基礎的問題。該觀點在國際學界引發熱烈討論。相對于唇槍舌劍的國際學界來說，國內的討論卻是另一番景象。正如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羅衛東教授所指出的，對于國際學術界在最近一百多年以來就“斯密問題”所作的討論，我國學者沒有發表有質量的觀點。在老一輩學者中，除了陳岱孫先生和受到大河內一男等國際一流斯密專家影響的朱紹文教授等人，很少有人對“斯密問題”給予認真對待。近年以來，國內關于“斯密問題”的研究文獻雖然也不少，但是，這些文獻多半還是對數十年以前國際學術界的已有觀點的重復，不太有新見解。在其所閱讀的文獻中，關于“斯密問題”的部分，不少還在重復著早已被證明了的錯誤。很多作者幾乎完全不了解國際學術界在這個問題上所取得的進展，幾乎是憑著個人的直覺來介入這類問題，散論、空論不在少數^①。

　　基于對國內外學界就該問題研究現狀的考察，《情感的自然化：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當屬十分難能可貴的例外。之所以如此言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該書致力于聚焦推動《道德情操論》得以建立的哲學母體，即18世紀英國道德情感主義哲學不僅從源頭上考察了《國富論》的道德哲學基礎，而且對“斯密問題”給予了全新的答案。眾所周知，“情感”在西方哲學中算不上關鍵詞，始于古希臘的哲學理性主義傳統雖然從未停止過對情感的關注，但不可否認的是，情感始終未能成為西方哲學主流思想，更別提哲學情感主義了。西方學人研究“斯密問題”時極少甚至從未有過道德情感主義哲學的視鏡，一如為該書作序的清華大學哲學系萬俊人教授所言，原因在于“這些非主流或不太連貫的理性主義之外的思想觀念很難受到同樣的關注，當然也很難獲得同樣深入廣泛的研究，17-18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情感主義便是顯證之一，而且，這一現象在中國現代學術界表現得尤其突出”^②。在此意義上，當人們讀到《情感的自然化：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時，這部由中國學人所做的專業研究，其獨創性和創新性在當代中西方學術語境中確有令人眼前一亮之感。

　　確切地說，《情感的自然化：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沒有像國際學界的通常做法那樣，僅僅從斯密的老師哈奇森的道德哲學入手探究《國富論》的道德哲學基礎，而是錨定情感這一西方哲學中略顯小眾卻是哈奇森哲學體系之根系命脈的哲學立場展開研究。通過鎖定“情感”這一關鍵詞，該書系統梳理了《道德情操論》誕生前英國18世紀道德情感主義哲學的誕生與發展過程，考察了《國富論》的道德哲學基礎，并以此為基礎對“斯密問題”提出了頗有創見的獨特看法。該書第五章告訴人們，《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共同隸屬于由英國政治家、哲學家沙夫茨伯里開創的、以情感的自然化進程為主旨的情感主義道德哲學傳統，且分別在18世紀英國思想舞臺上在倫理學和經濟學中代表著該進程自發生、發展到完成的最高理論形態。《情感的自然化：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認為，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國富論》的基礎和前提必定是《道德情操論》及其隸屬的18世紀英國道德情感主義哲學傳統。就此言之，如同國際上曾出現過的大量嚴肅證偽“斯密問題”的學術研究一樣，該書也非常有力地證偽了該問題。在承認“斯密問題”是偽問題的同時，該書第五章還十分鄭重地提示讀者，雖然《道德情操論》和18世紀英國道德情感主義為斯密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奠定了道德哲學之基，但基礎并不完備，簡言之，斯密的學說缺乏對“道德規定性”這一更為本質問題的論述，使得本應由自發性同情機制生成的道德贊同，淪落為經驗層面上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體認。因為沒能清楚界定情感的“合宜性”來源于同情機制自我生發，及其具備的基于普遍本質的“命令”作用，斯密的“人類對他人具有同情心”理論命題蒙上了不可知論的陰影。因為未能尋覓到一個內在、深刻、堅實的理論基礎，斯密道德哲學之本質面臨著“無本質”的理論困境，即“游敘弗倫困境”。

　　《情感的自然化：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認為“游敘弗倫困境”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對于18世紀英國道德情感主義哲學來說，“游敘弗倫困境”主要表現為，無法為情感提供有力的道德規范。《道德情操論》把合宜視為道德乃至一切價值判斷的基礎。合宜源于同情（sympathy），合宜僅僅只是彰顯了位于同一道德語境中的旁觀者和當事人情感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該書指出，斯密道德哲學體系中的同情是一種以情感投射為本性的情感，由此引起的后果是，存在于同一道德語境中的旁觀者和當事人之間的一致性是一種缺乏客觀性的一致性，如斯密同時代的思想家批評斯密時所言，基于同情而生的合宜難逃道德相對主義之窠臼。對于斯密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來說，由“游敘弗倫困境”引發的問題則有另一番表現形式。作為為該體系奠定哲學基礎的道德哲學，《道德情操論》卻無力應對或規避伴隨著該體系而生的各種道德難題，比如，美德與財富的背離、伴隨著精細的社會分工而產生的人的片面發展或異化等。眾所周知，斯密在《國富論》和其他著作中都試圖借助政府的力量消除社會分工引起的異化。殊不知，從根本上修訂推動《國富論》得以誕生的道德哲學基礎，方能找到一條更深刻、更有效且更具可行性的消除異化之道。

　　斯密在有生之年是否意識到其情感主義道德哲學中的這一嚴重問題呢？答案是肯定的。晚年的斯密在修訂并出版第六版《道德情操論》時增加了關于贊同與值得贊同之分野的討論。有理由相信，這完全可被視為斯密嘗試解決其道德哲學體系中的理論難題而做出的努力。然而，通過對與18世紀英國道德情感主義哲學緊密相伴的美學傾向展開分析與論證，《情感的自然化：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有力地證明，斯密的修訂其實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簡言之，“這種做法從根本上說是行不通的”^③。

　　我們想進一步追問的是，若將美學傾向置之一旁，推動《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得以誕生的道德情感主義哲學立場本身能否為該問題提供解困之道？為該書作序的美國著名當代哲學家邁克爾·斯洛特為我們指明了答案^④。斯洛特是當代西方著名哲學情感主義者、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者，他對該問題提出的與中國哲學思想有關的解題之道可謂擲地有聲，值得引起學界關注。進一步說，在改革開放不斷走向深入的當下，老先生的觀點值得引起我國學人深思。

　　中國哲學思想中究竟有什么資源能幫助我們為18世紀英國道德情感主義乃至當代西方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面臨的理論難題提供解題之道？斯洛特在為該書撰寫的序言中并未明示。不過，根據老先生近些年在《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湖北大學學報》等期刊發表的論文以及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陰陽的哲學》《陰陽哲學大觀》等著作，我們可以窺見明確的答案。老先生為該問題找到的源于古老的中國哲學思想文化的答案是陰陽思想。關于古老的中國陰陽思想，老先生從中繼承的是和平且互補的陰陽關系，與此同時，老先生明確告知讀者，他并沒有沿著中國傳統把陰陽理解為物理性存在，比如，男女、內外、干濕、冷熱、黑白等，而是在哲學層面對這對概念的內涵進行了更新。老先生把陰陽分別理解為承應（receptivity）和理性控制（rational control）、定向目的或推力（directed purpose/impulse）。確切地說，老先生討論的和平且互補的陰陽關系存在于承應和理性控制、定向目的或推力之間的關系。在出版于2013年的《從啟蒙到承應》中，老先生反思了西方啟蒙時期形成的諸類價值觀，明確指出，啟蒙價值觀過于重視理性控制，需要用強調被動但并非純粹具有被動性的承應予以平衡。由此可見，若要立足推動《國富論》得以誕生的道德情感主義哲學為“游敘弗倫困境”找到解困之道，源于中國文化傳統的陰陽哲學思想無疑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資源。

　　歷史的軌跡往往容易使人產生驚訝之情。《國富論》出版的1776年在世界歷史上是很特殊的年份，其特殊性不僅表現在英國，更表現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其他國家。眾所周知，該書出版后，英國邁入了大工業生產以及國民財富迅速增長的時代，伴隨著海外殖民地拓展而生的資本全球化旨趣，“日不落帝國”始見端倪。正是在這一年，美國發表《獨立宣言》，其歷史自此翻開了新篇章。獨立后的美國采納了《國富論》提出的經濟政策，推動美國從1776年到1929年間實現了高速增長。對于中國來說，1776年正處于清朝乾隆四十一年，乾隆皇帝歷經29年終于在這一年平定了四川大小金川的叛亂，國內景象大好。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出于種種原因，乾隆皇帝并沒有意識到大西洋彼岸的英國正在工業化的浪潮中經歷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大行閉關鎖國之道，僅把廣州作為唯一的通商口岸。直到19世紀晚期、20世紀初，以嚴復最初翻譯《國富論》為起點，中國思想界才開始意識到蘊藏在《國富論》中的國家治理之道。不過，再次令人遺憾的是，在意識到西方思想優于中國傳統思想的“過人之處”的同時，我們的國人卻在西方優越論中展現出遺忘自身優秀民族文化傳統的傾向。今天，通過以陰陽為基礎研究哲學情感主義，斯洛特告訴中國學人們，要使世界哲學真正得到更好發展，我們需要以一種公平的眼光看待中西哲學傳統，中國人無須對西方哲學傳統報以過高的敬意，相反，為了解決西方哲學中難以解決的那些十分重要且非常根本的哲學問題，西方哲學家需要以中國哲學為師，從中尋找應對哲學難題的解藥。與此同時，為了推動中國哲學更好地融入世界哲學舞臺，一方面，中國哲學家們需要關注西方哲學家高度重視卻不被中國哲學傳統重點討論的那些問題，比如，認識論問題等；另一方面，中國哲學家們還亟需學習并應用西方哲學家們熟知的分析性論證技巧來闡釋自己的觀點。回到前文提到的“游敘弗倫困境”這一理論難題，回顧1840—1949年間中國學人探索之路，當我們在斯洛特老先生的啟發下看到蘊含于古老陰陽思想中的中國哲學智慧能為之找到解題之道時，內心一定是不平靜的。值得一提的是，《情感的自然化：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順著這個方向提出一種解決該問題的方案，但相對斯洛特對中國學人的要求和期待來說，本可將中西方哲學互補問題的討論書寫得更加深入。在種種機緣的作用下，人們曾因忽視了世界歷史潮流的發展趨勢而錯失了寶貴的發展機遇。殊不知，西方思想其實也存在著不少缺陷。正如斯洛特老先生所言，能為該缺陷提供解藥的，并不是推動該思想得以誕生的西方哲學思想與文化傳統，相反，答案在東方，更確切地說，在中國，尤其是在中國古典哲學文化思想傳統中。

　　由是觀之，當下，立足中國哲學文化思想視角重新認識《國富論》以及道德情感主義哲學傳統，其意義是深遠且重大的。就此言之，與其說《情感的自然化：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中國學人針對《國富論》之道德哲學基礎做出的有分量、有創新、有價值的獨特研究成果，不如說它是一個嶄新的起點、一個開展中西哲學對話的契機。未來，中國學人應把握住歷史機遇，對這一重要的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展開研究，立足中國大地，懷古卻不守舊，開拓創新，形成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成果。

　　注釋：

　　①羅衛東：《情感秩序美德：亞當·斯密的倫理學世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第37頁。

　　②萬俊人：《近代西方啟蒙運動中的情感主義：序李家蓮教授<情感的自然化>》，見《情感的自然化：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第2-3頁。

　　③李家蓮：《情感的自然化：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第391頁。

　　④〔美〕邁克爾·斯洛特：《關懷倫理學與儒家哲學視鏡中的18世紀英國道德情感主義》，見《情感的自然化：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第28頁。

　　參考文獻：

　　[1] 羅衛東：《情感秩序美德：情感秩序美德：亞當·斯密的倫理學世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2] 李家蓮：《情感的自然化：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　　

　　（作者簡介：周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政法傳媒分社副社長、副編審；楊一男，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文化傳播學院中文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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