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轉變指從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轉變過程。生育轉變的標志是女性通過有意識地控制生育孩次，在達到既定子女數量時停止生育，且停止生育的年齡遠遠小于女性失去生育能力的年齡。

　　亞洲各國的共同特點是，生育轉變的初始推動力來自社會發展和經濟騰飛帶來的生育意愿下降，而政府主導的計劃生育運動包括國家提供避孕服務，有效減少了非意愿的生育，在社會經濟發展和計劃生育服務的共同作用下實現了較快的生育率下降。

　　（一）亞洲的生育轉變進程

　　亞洲人口占世界人口近六成，20世紀60—70年代發生在亞洲的生育轉變對全球而言具有重要影響。亞洲人口的生育水平在20世紀50年代后的40年間從高于全球水平的平均一對夫婦6個孩子下降到3個，此后一直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亞洲的生育轉變以東亞和東南亞為先導，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人口大國主導了亞洲人口的變化軌跡。東亞地區率先發生了生育率下降。日本的生育率下降最早，在20世紀50年代很快下降至更替水平，呈現出與歐洲人口相似的變化。韓國的生育率下降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20年后降低到與日本相近的低生育水平。中國生育率下降的初始時間滯后于日本和韓國，卻也同樣在20多年后降至低生育水平。亞洲其他幾個人口過億的國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孟加拉國、菲律賓等，其生育率下降過程與亞洲平均水平較為一致。

　　20世紀70—90年代，亞洲的大多數人口陸續實現了生育轉變，不過一部分亞洲人口的生育率在達到更替水平后繼續下降，目前已經有相當一部分人口處于較低生育率甚至極低生育率，并逐漸積累負增長慣性。中國更是在30年間實現了大幅度的“跨越”,從高生育率進入低生育率行列。

　　亞洲各國之間差距較大，工業化和人口城鎮化水平普遍比較低，婦女地位有很大差距，雖然初等教育較為普及但總體受教育水平不高。亞洲大部分地區具有早婚和普婚的共同點，但一些地區的婚內生育率并不高。亞洲生育率下降初始的死亡率要低于歐洲的相同階段，因而生育率下降的滯后導致的亞洲人口增長速度更快。亞洲的家庭系統具有更強大的社會組織特點，代際責任感更強。亞洲國家最為明顯的共同特點是，政府大多積極倡導計劃生育、鼓勵晚婚和減少生育數量，同時提供避孕服務，且由于很多亞洲國家的政府具有較強的中央集權化功能，政府干預可發揮較大作用。因而，社會制度變化無疑是推動生育率降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社會經濟發展、政府導向與文化因素

　　亞洲的生育率下降發生在初婚年齡相對較早、社會經濟發展緩慢的背景之下。中國和印度是全球僅有的在經濟發展水平為人均GDP不到400美元時控制了生育的兩個國家，總和生育率降至4以下，而拉美人口的總和生育率降至該水平時相應的人均GDP已超過1000美元。盡管亞洲的生育率下降最先在城市發端，但普遍的生育率下降既發生在城市也發生在農村；有些地區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接受計劃生育的理念、生育子女數顯著減少。有學者認為，亞洲的生育轉變進程對生育轉變理論有重要啟示，即生育轉變沒有收入門檻，是社會經濟變化、避孕服務的普遍可獲得以及政府主導共同促成了生育轉變。

　　在微觀層面上，應用1975年前后在亞洲12國開展的世界生育調查數據分析生育率下降的推動力，發現居住地、妻子受教育程度、妻子工作狀態和丈夫職業等因素與生育率下降有關。不過，亞洲很多地區的生育率下降發生在多數人口為農村居民且女性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情況下，因此有必要補充其他推動生育率下降的因素才能解釋亞洲的生育轉變，政府導向和文化因素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亞洲推動生育轉變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政府通過宣傳生育控制實現生育數量的減少，同時主導實施計劃生育項目提供普遍可獲的避孕服務。20世紀60年代，出于對人口快速增長可能產生負面社會經濟后果的憂慮，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先后啟動了自上而下的大規模計劃生育行動，這些旨在降低生育率的國家項目也得到了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的技術支持與經濟援助。亞洲一些國家/地區的計劃生育項目顯示了突出的成就，總和生育率在20世紀60年代后的10年間顯著下降。分析顯示，在社會經濟狀況和計劃生育工作力度均對生育率下降有獨立貢獻的同時，較強的計劃生育工作力度會縮小因社會經濟差距導致的避孕率和生育率差距。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計劃生育工作力度考察亞洲部分國家/地區在1960—1975年間生育率下降的百分比，中國香港、新加坡和韓國等社會經濟發展處于高水平且計劃生育工作力度大的地區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

　　有學者從文化方面總結了亞洲生育率下降所具有的共同特征：首先，在歷史悠久的國家，社會精英長期引領道德和行為規范。印度、新加坡、韓國、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在政府的大力倡導下形成了強大的社會主流輿論，控制生育數量成為社會規范甚至“時尚”,在不同程度上對有多生意愿的夫婦形成壓力，有效實現了官方和個人層面的生育控制合法化；其次，印度教、佛教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均接受現代避孕方法，也不避諱人工流產，因此當政府普遍提供避孕服務之后，避孕方法的使用率很快提高，從而有效減少了非意愿的妊娠和生育。更進一步的分析發現，儒家文化圈地區的生育率下降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儒家文化并不鼓勵多育，盡管生育是綿延子嗣和盡孝，但也強調父母責任。這些地區普遍注重子女教育、加大養育子女的投入，也是促成生育率下降的重要推動力。以中國上海、香港、臺北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檳榔嶼等生育率下降開始最早的地區為例，盡管這些地區之間經濟指標差距巨大，但在1955—1990年間的生育率下降走勢趨同。

　　（三）生育轉變后的東亞：趨近極低生育率

　　日本是亞洲生育率最早下降的國家。二戰前的20年間，日本的出生率從36‰降至30‰;20世紀50年代，出生率在10年間從30‰左右降至18‰。韓國和中國的香港及臺灣地區的生育轉變主要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城市人口的生育率首先下降，此后在政府積極倡導和政策推動下快速擴展，至80年代已接近更替水平。推遲初婚和有效避孕都直接導致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上述地區的生育率在下降至更替水平后并未停止，而是由于持續推遲初婚甚至不婚以及進一步減少生育而繼續向極低生育率下滑。盡管東亞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并不低，但長期持續的低生育率與經濟轉型及其帶來的一系列變化密切相關，成長于快速經濟增長時期的青年人有較高的預期，但經濟變動和就業形勢強化了競爭和不安全感，加之生育和教育成本的上升，工作—家庭兼顧的困難，都對組建家庭和生育起到了抑制作用。生育率的快速轉變可能是政府始料未及的，因而政府主導的節制生育政策往往在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后仍然延續了相當長時間。

　　新加坡首先作出政策反應，其生育率在1975年降至更替水平，政府在1986年重新審視人口政策，于1987年調整了政策導向，出臺了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和措施。韓國于1996年調整了政策導向，也是滯后其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12年，但是韓國政府真正嚴肅對待這個問題的年份則更為滯后。日本總和生育率在1990年降至1.57時，政府開始了一系列遏制生育率進一步降低的努力，這時距離日本人口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已經過去了17年。盡管這些國家的政府在20多年里出臺政策采取各種措施努力提高生育率，但至今尚未見效，這些地區2015—2020年的總和生育率在1.11(韓國)—1.37(日本)之間。

　　東亞持續多年的極低生育率現象說明，旨在提升生育率的政府干預往往難以奏效。對100多個國家的分析發現，政府干預只能解釋5%的生育率變化，而旨在提升生育率的政策僅呈現短期效果且不能持續。中國的生育轉變進程及推動力與亞洲有諸多相似之處，如今也已處在低生育率時期，東亞人口變化及應對低生育率策略的經驗和教訓值得借鑒。

　　（四）中國低生育率時代的政策取向

　　中國人口總體上在20世紀80年代實現了生育轉變，在90年代進入低生育率時期。對中國人口變化速度和低生育水平的認識與判斷達成共識經歷了相當曲折的過程，有關生育政策調整的討論在21世紀從未間斷，包括對低生育水平及其風險的認識，無論從學術界的內部爭論還是從公開發表的文獻都反映出不同的觀點和意見。2013年生育政策調整后，許多學者建議中國應盡快實現計劃生育的歷史性轉變，脫離其行政管理的內容而轉向以公共服務為主的新制度框架。

　　以史為鑒，在中國低生育率時代的生育相關政策，需要在人口發展的長遠戰略目標下，針對形成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和未滿足的群眾需求，確定合情合理的政策取向。首先，中國的生育相關政策取向，需要擺脫單純從數量出發控制管理的思維方式，從明確定義生育數量轉向尊重育齡夫婦尤其是女性的意愿和需求，支持夫婦多樣化生育意愿，實現家庭自主生育；其次，需要更多關注與生育相關的性別平等、勞動就業、社會保障以及其他民生方面的問題，有效支持夫婦兼顧工作和育兒，助力他們落實生育計劃、實現家庭理想的生育目標，縮小“生育赤字”。

　　低生育率現象是國際社會需要共同面對的挑戰，目前全球近半人口生活在低生育率國家。不少國家對生育率持續偏低的狀況及其負面后果產生憂慮，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臺各種以支持家庭為主的政策試圖提升生育率。

　　與中國在家庭制度和文化方面較為相近的東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長期處于低生育狀態，雖然政府大力投入和多項干預措施已持續多年并不斷加大力度，但實際效果明顯乏力。例如韓國政府針對長期超低生育率現象，在21世紀先后出臺了多項政策以及有關人口和老齡化社會的五年計劃，力圖扭轉超低生育率局勢，但至今收效甚微。這些政策和措施不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韓國持續的初婚推遲和不婚比例上升與青年穩定就業機會少、住房價格上漲有關，但缺少針對這些問題的有效政策；有些旨在促進工作和家庭兼顧的政策設計仍反映了傳統的角色分工；韓國的教育系統高度依賴家庭資源，包括教育費用和要求家長參與學校活動。此外，很多政策和措施涉及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但由于缺乏機構之間的有效協調而在實施中存在諸多問題，尤其在涉及財政責任方面難以落實，而需要雇主合作的家庭支持項目也存在參與率低的問題。這些教訓值得中國警惕和借鑒。國內有不少研究重點關注歐美發達國家的現行政策，但這些具有長期現代化經歷的發達國家與二戰后興起的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重要差別，發達國家的經驗未必適用于中國。

　　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如同在人口年齡結構上的“未富先老”，在生育率變化上則是“未富先低”，中國當前的人均GDP遠遠低于那些生育率降至相似水平時的發達國家，因此在借鑒國際經驗時應充分考慮到中國的發展階段。根據中國低生育率特點和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中國未來生育政策取向應擺脫對具體生育行為的限制或鼓勵等單純聚焦人口指標的思維方式，在實現家庭自主生育的前提下，全面綜合地打造家庭和育兒友好的社會環境。國際經驗說明，適度合理精準有效的配套政策，能夠在支持家庭和工作兼顧的同時，促進勞動參與。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在“十四五”時期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有學者指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若干緊迫任務之一，是推進生育政策改革，實現家庭自主生育，同時推進配套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降低養育孩子的家庭成本，形成育兒友好型的社會環境。在21世紀中國人口老齡化、低生育率和人口負增長的時代，尊重人口變動的客觀規律、了解民眾觀念變化及其影響因素、滿足民眾需求，相關政策的制定才能更有效地積極應對變化帶來的挑戰。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原題《生育轉變的多重推動力：從亞洲看中國》。《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張征/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