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門類中，考古學是最令人神往的不斷推陳出新的學科之一。推動考古學認識不斷修正、強化和更新的主要因素，除了既有材料的整理研究、新的自然科學技術的引入運用等原因外，地下出土新材料所揭示的新的歷史信息，更是考古學科發展的重要動能。回顧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程，僅就中國三代考古而言，安陽殷墟的考古發現，證實了《史記·殷本紀》的記載，將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從西周提前到商代晚期；鄭州二里崗商城的考古發現，更將商王朝物質文化上溯到商代前期；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現，則將傳說中的夏王朝逐漸歷史化，提出了考古學的夏文化問題。正由于考古新發現的重要性，考古學科專門有埋藏學、田野考古學、考古技術與方法等學科分支，考古學家也一直強調不做沙發上的考古學家，田野考古是考古學科的立足之本。

　　考古學在公眾心目中也一直都有神秘色彩，每一次重要的考古新發現都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想象，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話題。例如四川廣漢市三星堆埋藏坑的發現，不僅徹底改寫了學術界對三星堆文化和古蜀文化的認知，也使得三星堆從學術界的象牙塔中走了出來，成為國內外公眾共同關注的熱點。許多公眾不遠千里到三星堆遺址參觀學習，還有一些觀眾發網文、寫文章，甚至出書，發表自己對三星堆考古發現及其歷史的看法。為了滿足社會公眾對于考古新發現準確認知的訴求，在國家文物局指導下，由中國文物報社、中國考古學會與相關部門推出了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評選活動。

　　眾所周知，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開始于1990年，但在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的20年間，我國正處在基本建設和城市建設的高速發展階段，大量建設工地都有掩埋在地下的古遺址和古墓葬需要考古人員處理，再加上當時規模空前的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和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相繼開展，全國考古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考古專業的考古人員都忙于應付建設工程中的考古項目，主動性的考古項目很少。在那一時期，歷史文化沒有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建設過程中的考古發現的發掘研究工作受到多方面條件的制約，考古項目的計劃性、規范性、完整性和系統性往往不高，因而全國每年的考古項目雖多，具有代表性和典范性的項目卻有限，以至于有一年提名參評十大考古發現的項目甚至沒有達到評選的數量要求。

　　隨著國家經濟的騰飛，國家對考古和文物保護投入的增加，以及人們文化水平的提高，以科學研究為目的的主動性考古項目迅速增多，每年參評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項目逐漸增多，評選要求日漸嚴格，評選規則更加規范，獲選項目的價值和意義也水漲船高。以2021年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項目而言，舊石器時代的四川稻城縣皮洛遺址已經高居海拔3800米的高原上，遺址規模大，延續時間長，文化面貌多樣，對追溯東亞遠古人類的遷徙和南北關系，對探討早期人類征服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價值。新石器時代的湖南澧縣雞叫城遺址，從村落到環濠聚落再到城邑的連續演化過程，一圈內城三重環濠的石家河文化城址，倉儲區海量的谷糠堆積，以及保存了帶狀木構屋基和木柱的大型建筑，是長江中游基于稻作農業的區域邑聚演進的范例。商周時期的四川廣漢三星堆祭祀區的埋藏坑，是繼1986年兩個埋藏坑后的又一次重大發現，新的發現完善了三星堆埋藏坑的體系，為全面準確認識該遺存奠定了基礎，如果坑內的埋藏物全面修復，可以復原三星堆神廟陳設和宗教空間，為認識三星堆遺址和文化提供了新的信息。至于漢唐時期的甘肅武威吐谷渾王族墓葬群，發現和確認了以慕容智墓為代表的唐代早期吐谷渾王族的三處墓地，尤其是慕容智墓保存完好的絲綢衣衾、殮葬器具、隨葬物品和墓志等物，從文字資料和實物資料揭示了吐谷渾逐漸融入中華多元一體文明體系的歷史進程。

　　中國考古學已經走過了百年征程，百年征程波瀾壯闊，百年征程成就輝煌。在新時代的宏闊征程上，中國考古學人在黨的親切關懷和精神指引下，在承繼學界前輩的優良精神品質、學術傳統、偉大成就的基礎上已然踏上了邁向第二個百年的康莊大道。新時代的考古人將向著“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目標砥礪前行，不斷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闡釋工作，不斷搞好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不斷加強考古能力建設和學科建設。祝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活動越辦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