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的基層調研對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實現了全覆蓋，其足跡形成了以北京、河北為中心，以廣東為前站，由中東部向西部及邊遠省份推進的路線圖。習近平的基層調研與國家政治大事，特別是政治意涵、關鍵時間節點緊密相連，形成了以黨建、紅色政治文化、基層民眾等為主旨，極具親民特色的調研方式。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離不開基層調研，它與中國政治發展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深入研究習近平基層調研有助于形成中國的立場和問題意識，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克服基層治理與國家治理中存在的形式主義傾向。

　　關鍵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基層調研；中國政治發展

　　作者簡介：趙秀玲，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鄉村治理與基層民主政治研究。

　　基金：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全過程人民民主研究”（項目號：2022YZD008）；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研究”（項目號：21ZDA124）的階段性成果

　　當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已成為重要的學術領域，并產生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依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就文件講文件、用理論談理論的多，從豐富生動的社會實踐入手進行研討的少；二是如何將政治話語轉換為學術話語，使其符合中國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研究范式，從而具有較大的闡釋空間和鮮明的中國特色。習近平特別重視基層調研，他身體力行，進行了大量的基層調研，這些基層調研不僅凝聚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心血與思索，而且蘊含著豐富的實踐經驗和深邃的思想內涵，但其價值至今還沒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更缺乏對其深入細致的梳理、分析、解讀。本文主要從中國政治發展角度，將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基層調研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其特點與規律，也試圖進行一些解碼與編碼工作，以便拋磚引玉，將這一問題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一張基層調研地圖與路線圖

　　梳理習近平的為政歷程可以發現，他十分重視調研，特別是基層調研。僅以黨的十八大之后為例，習近平總書記走遍祖國大江南北，足跡所至形成了一幅清晰的地圖和行走路線圖。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到基層調研的情況進行梳理，既是探討一國領袖的政治風貌與心路歷程的重要視角，也是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路徑。

　　習近平基層調研對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已形成全覆蓋。習近平曾多次強調：“當縣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當地（市）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鄉鎮，當省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縣市區。”這對黨的領導干部提出了嚴格要求。具體到他本人，身體力行與率先垂范不只從作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和省委書記開始，就任總書記后更是如此。可以說，并不因職務高、任務重、時間緊，習近平的基層調研就有所減少和放松，而是加快了節奏、加大了力度、加緊了步伐。有人曾概括總結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2015年的調研情況：“十八大以來，習近平調研考察到達的省、直轄市、自治區和特區有25個，還沒有到達的省或地區有7個：廣西、黑龍江、安徽、西藏、青海、山西、香港。”不過，在隨后7年，習近平走遍了這7個地方，有的還不止去一次，實現了總書記走遍全國的重要目標。例如，2016年4月24—27日到安徽調研，5月23日到黑龍江調研，8月22日到青海調研；2017年6月21日到山西調研，6月29日至7月1日到香港考察；2021年4月25日到廣西調研，7月21日到西藏調研。習近平總書記用10年時間走遍了除臺灣以外所有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有的還去過多次，不僅充分踐行了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而且為中國政治發展奠定了堅實可靠的基礎。可以說，習近平十年如一日，一直沒停下基層調研的腳步，踐行了“用腳板從政”這一執政為民的思想與精神。

　　習近平到全國各省進行基層調研的次數排序。由于各種原因，十年間，習近平總書記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基層調研的次數是不同的，有的去的較多，有的相對較少。如按次數排序，可形成一個習近平基層調研的重心圖，以此可顯示其執政理念的推廣與影響。首先，調研最多的無疑是北京。有人統計，從2012年到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調研的次數最多，高達8次。有人甚至說，“從2013年2月8日至2014年2月25日，短短一年時間，習近平6次到北京考察，他的足跡遍布地鐵工地、清潔站、出租車公司、養老院、水廠、熱電公司”。接下來的7年，他又先后于2016年2月19日到新華社調研、9月9日在八一中學考察，2017年2月23—24日視察北京的新機場建設，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學調研，2019年1月18日在北京了解副中心建設情況，2020年2月10日和3月2日在北京考察新冠防疫情況，2021年1月18日視察奧運會場館建設情況，2022年1月4日視察冬奧會籌備情況，等等，總數接近20次。其次，調研第二多的是河北省。這包括2012年12月29—30日習近平任總書記后首個新年前夕即到河北阜平縣視察，2013年7月11—12日去西柏坡調研，2016年7月28日到唐山調研，2017年2月23日春節前夕到河北安新縣調研，2019年1月16—18日視察京津冀后轉道去雄安，2021年8月23—24日到承德調研。習近平先后到河北調研6次以上，一方面是地利之便，另一方面與河北雄安作為北京的副中心有關。再次，調研3次以上的地區有近10個。它們分別是吉林（4次）、山西（3次）、河南（4次）、山東（3次）、陜西（3次）、湖北（3次）、江西（3次）、廣東（3次）、海南（3次），這是一個自北向南縱向延伸的長條地帶，呈現出由北京向外輻射的地域特征。復次，調研2次的地區有10余個。這包括湖南、四川、重慶、廣西、遼寧、內蒙古、福建、江蘇、云南、浙江、貴州、黑龍江、寧夏、青海、上海、安徽、澳門等，這里有習近平主政過的地方，分別是福建、浙江和上海，他在福建工作長達17年，對那里的情況十分熟悉，因此調研次數也相對較少。最后，調研一次的地區有新疆、香港、西藏等。不過，整體而言，習近平基層調研的頻次比較均衡，所到之處的調研天數一般都是3~5日。

　　習近平基層調研的關鍵時間節點較為突出明顯。十年間，習近平總書記的基層調研特別重視關鍵時間節點，其調研也很有針對性，其政治文化含義非常明顯。

　　第一，就任總書記后調研的第一站是廣東。2012年12月7—11日，習近平總書記前往廣東深圳進行基層調研。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哨，習近平將其作為當選總書記后的調研第一站具有重要意義。他說，之所以到廣東來，就是要到在我國改革開放中得風氣之先的地方，現場回顧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宣示將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的堅定決心。2018年10月22—25日，習近平又到廣東考察，這顯然是在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出于政治社會發展全局考慮作出的安排。他號召“繼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擴大開放，努力創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跡”。可見，習近平在兩個關鍵時刻去廣東調研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二，在國家處于重大與關鍵時刻進行調研。習近平強調凡出臺重大決策必調研，遇到大事必調研，也利用重大活動開展調研，所以他在舉辦冬奧會、舉行重大紀念活動期間，以及在防控疫情過程中進行了多次調研。習近平強調：“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2014年12月13—14日，習近平在參加南京大屠殺公祭儀式后，在江蘇調研；2017年6月29日至7月1日和2019年12月18日，習近平分別參加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和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并到基層調研；2017年12月12日，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后即到江蘇調研；習近平5年5次考察調研冬奧會籌辦工作。再以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為例，習近平先后于2020年2月10日和3月10日在北京和湖北武漢調研，通過了解基層防疫具體情況，做好全局整體設計安排，以增加全國人民的防疫信心。重大時刻的基層調研政治性強、目的明確、緊接地氣、鼓舞人心，發揮了直接有力的抗疫作用。

　　第三，附帶式的聯動基層調研。綜觀習近平總書記基層調研可以發現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很多調研活動是參加重要活動后展開的，有的是在本地或周邊地區，有的是與主題相關，有的是順道而行，這樣既有針對性，又能提高工作效率，還增強了資源整合作用。例如，2018年6月12—14日，習近平到山東青島、威海、煙臺、濟南等基層進行的調研，就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后展開的系列活動。

　　第四，借助重大節日特別是春節進行調研。由于中國人對于重大節日特別是春節高度重視，因此，黨和國家領導人此時的調研就顯得莊重而神圣，也代表著重要的政治指向和方向。2012年11月習近平任總書記，2013年元旦前夕他前往河北阜平縣“看真貧”；春節前夕到甘肅定西縣看望貧困戶，同時在北京調研；2014年春節前夕到內蒙古；2015年春節前夕到曾插隊作知青的陜西省梁家河村；2016年春節前夕到革命老區江西；2017年春節前夕到河北；2018年春節前夕到四川；2019年春節前夕在北京；2020年春節前夕到云南；2021年春節前夕到貴州；2022年春節前夕到山西。總之，在11個春節前夕，習近平到基層調研13次，11次離京，2次在北京，2次去河北，2次去云南，然后是到重慶、甘肅、內蒙古、陜西、江西、四川、貴州、山西各1次。顯然，這是以北京、河北為中心，向邊遠、貧困省份延展的路線圖。由此可見，在喜慶日子特別是春節時刻，習近平總書記心之所念的還是欠發達省份。

　　第五，到基層調研有一個年份的變化曲線。在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前10年所進行的基層調研中，由多到少的順序分別是：2014年（15次）、2013年（12次）、2020年（11次）、2018年（10次）、2021年（9次）、2016年（8次）、2019年（6次）、2015年（5次）、2017年（4次）、2012年（2次）、2022年（4次）。因為習近平剛就任總書記是在2012年底，調研次數自然較少。相比之下，2014年14次、2013年12次、2020年11次、2018年10次，幾乎每月都有調研。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的統計也不是完整無缺的。不過，就以這樣的統計數據分析可見，習近平總書記近10年基層調研的廣度、幅度、力度和深度覆蓋了中國大江南北，勾勒出清晰的地圖和路線圖，彰顯著中國政治發展變遷的歷史方位和重要走向。

　　二、習近平總書記基層調研的主要特點

　　習近平總書記基層調研有何特點，其內在規律怎樣，與中國政治社會發展有何關系，需作出進一步研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基層調研與國家政治發展的密切關聯，以及基層治理與國家治理的要義所在。

　　在重視先進發達省份時，也將偏遠貧困少數民族省、自治區作為調研重點。不論是從數量還是年份以及重要時間節點上看，習近平總書記有兩個強調：一是對于廣東省等領頭羊和排頭兵的高度重視，二是對貧困地區更加重視。通過整理發現，在習近平總書記春節前夕的調研中，有6次是到西部地區，分別是2013年到甘肅，2015年到云南、陜西，2016年到重慶，2018年到四川，2020年到云南。有6次首選農村，分別是2013年到甘肅元古堆村，2015年到陜西梁家河村，2017年到河北德勝村，2018年到四川三河村，2020年到云南司莫拉佤族村，2022年到山西馮南垣村。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基層調研有3次將首站選在少數民族村寨，它們分別是2018年的涼山彝族村、2020年的保山佤族村、2021年的畢節苗族村。平時調研，習近平也偏重到貧困地區，強調扶貧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干部要關心生活困難群眾的疾苦心聲。例如，2013年11月3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縣十八洞村、鳳凰縣廖家橋鎮菖蒲塘村了解扶貧開發工作情況。2014年，習近平到新疆喀什疏附縣調研扶貧工作，希望貧困地區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科學規劃、分類指導、因勢利導，通過發展甩掉貧困帽子。2017年，習近平又深入山西呂梁地區調研，提出深度貧困地區是脫貧攻堅的“重中之重”和“堅中之堅”。可見，習近平總書記始終將邊遠貧困地區作為調研重點，在歡樂盛大的春節仍不忘貧困地區的扶貧工作，這是作為總書記的初心使命和心有所系。

　　高度重視基層黨組織建設，強調共產黨員先鋒模范帶頭作用。習近平基層調研所到之處，都將基層黨組織建設作為重點予以強調，認為這是人民群眾的主心骨和所有工作的基礎力量。例如，到內蒙古赤峰市松山區興安街道臨潢家園社區，習近平首先了解社區基層黨建和民族團結融合等情況。2020年，習近平先后到8省考察調研，每次都對基層黨建工作給予重要指示。1月19—21日，他在云南考察調研中說，要推動廣大黨員、干部繼續努力，真正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成為加強黨的建設的永恒課題和全體黨員、干部的終身課題。2月10日，他針對新冠疫情肆虐，強調發揮基層黨組織政治引領作用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號召社區居民一起構筑疫情的人民防線。3月10日，他在武漢說，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與人民群眾一道構筑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線。3月29日至4月1日，他在浙江考察時說，這次疫情防控斗爭是對管黨治黨、領導班子和黨員干部水平的考驗，各級黨委（黨組）要通過抓黨建、黨員、干部提高戰斗力。4月20—23日，他在調研陜西時，強調基層黨組織在易地搬遷中的核心作用。5月11—12日，他在山西考察時說，基層黨組織和黨員干部既要當好鄉村產業項目的組織者、推動者，又要當好群眾利益的維護者。6月8—10日，他在寧夏調研中說，要激發廣大黨員、干部奮斗精神，落實好黨中央決策部署。7月22—24日，他在考察調研吉林時提出，要加強黨的領導，推動黨組織向基層延伸，健全基層黨組織工作體系。2022年1月26日，習近平還在山西汾西縣僧念鎮段村考察基層黨建等情況，特別是村黨支部建立“一約四會”模式。所謂“一約”是村規民約，“四會”是紅白理事會、村民議事會、道德評議會、禁毒禁賭會。顯然，習近平總書記將黨建和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視為基層工作的主心骨和基層治理的關鍵角色。

　　將革命老區作為考察調研的核心內容，充分挖掘紅色政治文化資源。在所有調研地區，河北、山西、湖南、江西、山東等革命老區是習近平最關心的，他也投入了大量時間精力并付諸深情厚意。2013年11月25日，習近平來到華東革命烈士陵園，向革命烈士紀念塔敬獻花籃，參觀沂蒙精神展，聽取沂蒙地區革命戰爭歷史介紹，并接見了當地模范和當年支前模范后代的代表。他深情地說，我一來到這里就想起了革命戰爭年代可歌可泣的崢嶸歲月。在沂蒙這片紅色土地上，誕生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兒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親、沂蒙紅嫂的事跡十分感人。沂蒙精神和延安精神、井岡山精神、西柏村精神一樣，是黨和國家的寶貴精神財富，要不斷結合新的時代條件發揚光大。2019年5月20—22日，習近平在江西考察調研時，高度評價井岡山精神和蘇區精神承載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鑄就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革命精神，江西是一片充滿紅色記憶的熱土。2020年9月16日，習近平還到湖南郴州汝城縣文明瑤族鄉沙洲瑤族村參觀“半條被子溫暖”專題陳列館，了解當地開展紅色教育和脫貧攻堅等情況。在習近平看來，革命根據地、紅色老區是中國共產黨的根脈所在，也是中國政治文化發展保持初心使命的精神標識性品質。

　　深入基層社會最底層，仔細觀察、體驗、理解人民群眾呼聲疾苦。毛澤東當年用“魚水”關系比喻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并強調了調研的極端重要性：“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你對于那個問題不能解決么？那么，你就去調查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鄧小平說：“離開群眾經驗和群眾意見的調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領導者也不可能進行正確的領導。”陳云曾說：“領導機關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工作，最后討論作決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就夠了。”習近平繼承了毛澤東等老一代領導人這一群眾路線，并進一步深化發展，提出“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觀點。與一般人不到群眾中去不同，也與到群眾中走馬觀花甚至高高在上不同，習近平每到一處都深入基層，特別是到老百姓中噓寒問暖，認真細致了解其疾苦，屬于極其接地氣的國家領導人。概括起來，習近平的親民風格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自選動作式調研。習近平常自選調研地方與家戶，有時臨時改變行動路線，尋找感興趣的話題，喜歡與村民交流，避免被隨意帶了節奏，也防止被動式調研。2013年春節前夕，習近平在北京調研返回途中臨時下車，走進路邊小餐館和旁邊的快遞點，因為他早就說過“領導干部搞調研，要有明確的目的，帶著問題下去，盡力掌握調研活動的主動權，調研中可以有‘規定路線’，但還應有‘自選動作’，看一些沒有準備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隨機性調研，力求準確、全面、深透地了解情況，避免出現‘被調研’現象，防止調查研究走過場”。

　　第二，親民式調研。習近平總是深入百姓家，詢問居住情況，關心吃得怎么樣，看看存糧有多少，問問收成如何，甚至還到村民的豬圈瞧一瞧。2013年11月3日，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縣十八洞村調研時，有一個習近平親自到豬圈察看的畫面：他進入一個用木頭有些隨意疊加的小屋里，神情專注得像學者一樣認真研究，毫不在意干凈與否和可能發生的危險。可以說，用“噓寒問暖”“情同家人”“記在心上”這些詞語來形容習近平基層調研一點也不為過。

　　第三，與村民互動式調研。每到一個地方，習近平總是饒有興趣地與市民和村民一起做餃子、湯圓、炸糕、面食，充分體驗純樸的民風民俗和特殊的年味兒。

　　第四，心貼心地攀談交流。習近平總是用家常話與人民群眾嘮嗑，特別是與老年人攀談，仿佛是親連親的一家人。2016年2月2日，習近平來到江西井岡山茅坪鄉神山村的一位村民家里，當女主人說，總書記給全國人民當家當得好，百姓感到很幸福，習近平回應說：我們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包括我在內，所有領導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務員。在村口他向聚集的村民問好，給大家拜年，并表示：我們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繼續大力支持老區發展，讓鄉親們的日子越過越好。在扶貧路上，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家庭，丟下一個貧困群眾。這些話平易近人、聲聲入耳、句句中聽，老百姓聽得懂、能入心、溫暖人，反映了總書記與百姓的心靈共鳴。

　　第五，找群眾座談交流。在湖南調研時，習近平總書記邀請30名基層代表參加，有10名代表先后發言。這些代表有村支書、鄉村老師、扶貧干部、農民工、種糧大戶、貨車司機、快遞小哥、餐館店主、法律工作者，這可能是由黨和國家領導人召集的最具時代感、民間性、豐富多彩的交流主體。

　　第六，總書記現場即興講話。開座談會，習近平會作總結發言，他喜歡一邊調研一邊插話和提建議，所到之處被群眾圍住時也會即興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這些不帶講稿、具有臨時發揮的創造性個性話語，與文件風格迥然不同。例如，在2022年“兩會”期間，習近平于3月5日下午到內蒙古代表團參加審議，當赤峰市松山區大廟鎮小廟村黨支書趙會杰發言時，總書記認出了她。趙會杰說：“2018年，在這里我邀請您到我們家鄉看看，沒想到2019年您真的來了。我記得您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的邀請我一直記在心上，今天我履約而來’，當時我熱淚盈眶，現在還沉浸在激動中。”由此可見習近平當年到內蒙古調研時的個性化情感表達話語風格。有人曾對習近平總書記7年間春節基層考察調研用語做過統計，“群眾”一詞的使用頻率最高，達到142次。與此相關的“鄉親”用了18次，“村民”用了17次。可見，人民群眾在他心中的分量，也表明習近平總書記的顯性話語、潛意識心理與人民群眾是零距離的。

　　習近平基層調研的面很廣，包括社區、工廠、學校、院所、公司、村莊、林場、山間地頭、家庭、產業園等，他顯然更注重與平常人打交道，了解第一手資料信息，特別是弱勢群體的生存處境。習近平始終將自己看成人民中的一員，并始終與人民群眾心連心，是血脈相通、休戚與共、吾將無我的那種政治家的風范品格。

　　三、習近平基層調研與中國政治發展理論創新

　　習近平基層調研一方面能深入了解國情、民情、世道、人心，另一方面能為國家治理和政治發展奠基培元。事實上，習近平的許多為政思想和標識性政治概念都與基層調研有關。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關于這一生態理論的源頭，大家普遍認為是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9月7日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所作的演講。其實，早在2005年8月15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安吉考察時就首次提出這一看法。2007年3月31日，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到浦東新區調研，希望將上海金山建成集百里花園、果園、菜園的后花園。當然，還可進一步追根溯源，20世紀90年代習近平在福建寧德地區制定的脫貧致富長遠規劃中，就有“保護環境、植樹造林” 和綠化荒山、建設“綠色工程”的遠見卓識。1999年，習近平在考察福建長汀時也提出，堅持山水林田綜合治理，將水土流失變為山清水秀的生態資源優勢。可見，習近平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并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從基層調研中得來。有人認為，“福建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發源地、實踐地”。這一看法是正確的。習近平自2012年任總書記以來，在基層調研中一直強調這一理論，并進行各式各樣的發揮和闡述，使之更加豐富多彩、落地生根、深得人心，成為我國基層治理和國家治理的根本國策。2014年習近平回福建視察工作時親自擘畫了“機制活、產業優、百姓富、生態美”的新福建宏偉藍圖。另外，習近平在指導內蒙古阿爾山林區、云南洱海、青海察爾汗鹽湖、黑龍江黑瞎子島發展時，都貫穿著生態文明和金山銀山理念，這也是將這一理念付諸實踐的過程。2020年5月11—12日，習近平在山西考察時提出：“要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發揮‘右玉精神’，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抓好‘兩湖七河一流域’生態修復治理，扎實實施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國家戰略。”2020年6月8—10日，習近平考察寧夏時說，“要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繼續打好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抓好生態環境保護”。

　　脫貧攻堅與精準扶貧的思想。習近平總書記既講“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又講“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兩個“最大的下治”是相通的、統一的，都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和政治發展觀。中國脫貧攻堅是關系到全國乃至影響世界的大事件，但真正的大規模國家全面行動比較晚，在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2021年2月25日，全國脫貧攻堅總結大會莊嚴宣布已取得全面勝利。不過也要看到，脫貧攻堅早在習近平基層調研中就有所體現，并形成較為明確的觀點與創新。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來到湖南湘西花垣縣十八洞村，在這里他首次提出“精準扶貧”，強調“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也提出重視“扶志”，探索“可復制、可推廣”的脫貧經驗。對此，時任縣委派駐十八洞村精準扶貧工作隊隊長龍秀林感慨道，脫貧“最缺的不是錢，而是從根本上改變‘等靠要’思想，激發內生動力”。在脫貧攻堅的關鍵時刻，習近平總書記在基層主持召開系列座談會，把調研中所見所聞所思帶到會上同大家深入交流。2015年2月，在陜西延安陜甘寧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座談會上，他強調要讓老區人民都過上幸福美滿的日子；2015年6月，在貴州貴陽的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扶貧攻堅座談會上，他強調要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上下更大功夫；2016年7月，在寧夏銀川的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上，他強調要真扶貧、扶真貧、真脫貧；2017年6月，在山西太原的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他強調確保深度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同全國人民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

　　公園城市和“鄉村夢”的理論建構。2018年2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到四川視察調研時，提出“公園城市”理念，他說：“天府新區是‘一帶一路’建設和長江經濟帶發展的重要節點，一定要規劃好建設好，特別是要突出公園城市特點，把生態價值考慮進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長極，建設內陸開放經濟高地”。基于此，四川天府新區積極推進“公園城市”和“公園社區”的規劃與建設。所謂“公園城市”，“不是在城市中建公園，而是秉持公園城市理念營建城市新形態、探索發展新路徑，推動生態價值創造性轉化，為城市高質量發展構筑新動力源。公園城市建設有綠道型、山水型、郊野型、人文型、街區型、產業型形態，并在實踐中不斷創新創造出更多形態，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所謂“公園社區”，是指“公園城市城鄉物理空間和城鄉社會治理基本單元，由政府、居民、社會共建共治共享，精準服務于生活人群和產業人群，集秀美生態環境、優美空間形態、完美生活服務、善美人文關懷、和美社會關系、甜美心靈感知于一體的幸福美好生活共同體”。需要補充說明的是，2011年8月22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到天府新區南新村考察時說，南新村是他理想的新農村。隨后，南新村結合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提出的“公園城市”理念，先后提出“鄉村夢”“新時代的夢想鄉村”式“夢想鄉村—六夢同心”，即包括田園夢、安居夢、文明夢、健康夢、和諧夢、富裕夢的“南新六夢”體系。未來的“南新夢”將以“六夢同心”共筑“中國鄉村夢”。顯然，由習近平提出的“公園城市”“理想新農村”等元概念，經天府新區發揮升華，成為“城市社區”“鄉村夢”“南新六夢”“新時代的夢想鄉村”“中國鄉村夢”等復式的集合概念。

　　數字治理和創新性高質量發展。高科技特別是數字化與智能化發展日新月異，它越來越成為第一生產力。2017年，“高質量發展”是十九大首次提出的新表述，習近平在2021年“兩會”期間也對之給予高度重視，隨后國家出臺《“十四五”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國家標準體系建設規劃》等多個文件，從中可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意義。不過，在這之前，數字科技和高質量發展等理念在習近平基層調研中都有體現，并從理論和實踐上做好了鋪墊準備。早在2000前后，習近平擔任福建省長時，就全力推行數字化，成立“數字福建”顧問智囊機構。2013年7月21日，習近平在武漢東湖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觀看了光纖通訊、3D打印、生物質能源等創新成果，強調要實施科技創新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在一些地方的調研中，習近平也一直強調新發展理念的重要性，2014年12月在江蘇首次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發展問題。2018年11月6日，習近平來到浦東新區城市運行綜合管理中心，通過大屏幕了解上海城市精細化管理和國際貿易單一窗口運營情況。習近平強調，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既要善于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實現智能化，又要通過繡花般的細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細化水平，繡出城市的品質品牌。上海要繼續探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超大城市管理的新路子，不斷提高城市管理水平。2016年4月17日，習近平在重慶強調高質量發展，提出要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扭住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把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加快構建市場競爭力強、可持續的現代產業體系。2019年5月20—22日，習近平在江西調研時提出，要主動融入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加快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在各領域的應用，推動制造業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2020年4月20—23日，習近平在陜西調研，提出要推進5G、物聯網、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新型基建投資，要圍繞產業鏈部署高質量發展的未來。人們很難想象，沒有新科技和創新性探索能有高質量發展的未來。從此方面來說，習近平基層調研具有鮮明的前沿性和前瞻性。

　　全過程人民民主觀。目前，“全過程人民民主”成為黨和國家全力推行的制度，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所在。2021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建黨百年慶祝大會上特別強調要“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他指出：“新的征程上，我們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站穩人民立場，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精神，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2021年10月13日，習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對“全過程人民民主”又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述，“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參與實踐”，“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其實，早在2019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長寧區虹橋街道調研時就提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這一概念，他說：“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決策都是依照程序、經過民主醞釀，通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產生的。”這樣，在基層調研中生成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概念與思想為其成熟完善提供了堅實基礎，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強勁動力源泉。

　　習近平基層調研，不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當代政治發展的堅實基礎和核心內容。明確了這一點，有助于更好理解習近平已出版的有關重要論述，也有利于更準確闡釋習近平豐富深邃的思想精華與政治智慧。

　　四、基層調研與中國問題意識

　　習近平基層調研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研究課題，它有著豐富的內涵和巨大的闡釋空間。由此，可思考諸多切合中國實際的重要問題，這對于促進基層治理與國家治理現代化意義重大，也有助于打開中國式政治學研究的新天地。

　　深入研究習近平基層調研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長期以來，中國現代化建設一直受制于西方理論，導致不接地氣、不合國情的問題持續存在，呈現出一種不斷搖擺和難以扎根的浮動狀態。基層治理現代化也是如此，處處以西方為標準，許多方面總是充滿矛盾困惑。例如村兩委關系，在西方競選的原則下，存在權力合法性質疑，導致兩委不和的問題也大量存在；又如政府的運動式推進，受到絕對自治的西方標準所批評，導致政府他治與村民自治產生難以彌合的矛盾；再如法治與德治、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都被西方的一元化思維所左右，形成非此即彼的價值選擇。基于此，我們的現代化不論是觀念還是實現路徑都需要做出深刻調整，從而推動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提出與探索，只有這樣才能有效解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以往，我們只簡單借用和套用西方理論研究中國問題，總給人不得要領與難以令人信服的感覺。究其原因，主要是被西方理論遮蔽甚至蒙蔽。

　　習近平基層調研則不同，它從中國廣大基層特別是鄉村實踐出發，以問題為導向、以人民利益為中心，提煉和升華出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從而撥開了覆蓋于中國問題之上的西方迷霧，也容易找到解決問題之道。如果以西方分權理論為準則，中國基層治理極易陷入碎片化和低效失效，有時甚至形成“不管就亂，一抓就死”的僵局；然而，站在中國式現代化角度，用黨建引領、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方式進行協同治理，很多復雜問題就迎刃而解。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魅力所在。通過深入研究習近平基層調研，可以明事實、知道理、增智慧、得通達，將復雜問題化解于無形。例如，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一個都不能少”“五十六個民族像石榴籽一樣”之類的表述，不只是用語修辭，實際上是經過調研后，對國情、鄉情、村情、民情、人情、人心的熟知，是中國式智慧“人情練達皆學問”的集中體現。

　　習近平基層調研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生動智慧表達。縱觀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史，最值得稱道的是毛澤東思想，它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很好地結合起來，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思想精華，創造性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而引導中國走向改革開放道路。習近平更進一步，通過活學活用將毛澤東、鄧小平開創的偉大事業推向新時代，成為當代馬克思主義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這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價值所在。

　　通過深入研究習近平基層調研，可以學習借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容、方式、路徑、觀念、思維，即那些具有精神與智慧的方面。以與人民群眾打交道為例，基層治理中許多難題一直解決不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基層干部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骨子里看不起人民群眾。主要表現為高高在上，老盯著農民的貧、弱、愚、盲，不懂農民心理，不知道農民真正所需，不會與農民打交道，不熱愛敬佩農民，等等。然而，毛澤東與習近平則始終保持人民本色：一方面，他們是運籌帷幄的大國領袖，是中華民族的堅強柱石，所以能做到“化農民”；另一方面，他們始終與人民群眾在一起，又能“農民化”和“人民化”，始終是人民群眾的一員。這也是為什么習近平到基層調研時，總愿拉著農民的手，不厭其煩地傾聽，同情關愛所有弱者，全身心為群眾分憂解難，像對待父母一樣和風細雨，因為他發自內心地理解“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中國共產黨得以發揮優勢的力量源泉，人民是最可愛的人。這也是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要走好趕考路，刀刃向內進行自我革命，給人民交上滿意的答卷的根本原因。他這樣表示：“要始終與人民心在一起、苦在一起、干在一起”；“像愛自己的父母那樣愛老百姓。”如2019年4月15—17日，習近平在重慶考察調研時對百姓這樣說：“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關鍵看脫貧攻堅工作做得怎么樣。我今天乘飛機、坐火車、坐汽車，先后用了三種交通工具，專程來這里看望大家。看到大家不愁吃、不愁穿，教育、醫療、住房安全越來越有保障，心里感到很托底。”這是與農民在一起掏心窩子的話，不只是溫暖人心，更顯示了一個共產黨員肩上的重大責任與博大情懷。

　　習近平基層調研能夠真正克服基層治理和國家治理中的形式主義。當前，擺在黨和國家面前的難題是形式主義治理，這在城鄉基層中更為嚴峻。形式主義的根源在于，不了解實際情況，不是真正的“執政為民”，工作缺乏創新性和不得要領。通過深入研究習近平基層調研，可建立常態化、制度化、科學化的基層調研制度機制，讓年輕干部樹立真正作人民公仆的責任使命意識，學會基層調研的方式方法，尤其是那些矢志為民的年輕干部要學會與群眾打交道的辦法，要進行有針對性的基層調研培訓，這是一項任重道遠與切實有效的光明之路。在此，可從習近平基層調研中總結出一整套理論與實踐方法，特別是會通人心的智慧路徑，使形式主義沒有了市場，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以“精準扶貧”為例，在經過大量基層調研后發現：扶貧攻堅與其他工作一樣，極易陷入“正確”但不“準確”的困局，因此，誤差、失誤、模糊甚至盲目就難以避免，形式主義就難以根除，導致不少地方在沒認真核對信息時，隨意發放扶貧補助金，導致被鉆了空子，于是真正的貧困戶領不到補助，有關系但并不貧窮的人則成為貧困補助對象。但是，應用大數據進行精準識別后，一些“魚目混珠者”立即現了原形。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主要以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基層調研為研究重點，對于之前涉及較少。這并非說以前的不重要，而是考慮十八大之后，不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習近平基層調研都更有代表性，也更有意義。事實上，十八大之前，習近平基層調研也是相當豐富多樣的，包括他在河北、福建、浙江和上海工作時的調研，這些調研既具有開端與基礎性質，又是十八大后基層調研的必要前提，前后具有連續性、一貫性。因此，在總結習近平總書記近10年基層調研特點、規律以及與中國政治發展關系時，也應考慮到前期的特點，這有助于動態、歷史、辯證、發展地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