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時代，李白在《將進酒》中寫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不朽辭章，彰顯了中華文明何等灑脫浪漫、狂縱豪放的博大胸襟。當尼羅河、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與印度河所孕育的文明相繼隱退于歷史的大幕，黃河卻始終奔騰在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文明歷史中，以頑強的毅力書寫著這個民族的力量與希望。然而，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卻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當是之時，是帝制瓦解、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之時，亦是風雨飄搖、遭遇異族入侵亡國滅種危機之時。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秩序如何應對這一變局？全面照搬西方的文明模式是否能夠挽救民族危亡？中國文化的命運究竟如何？為了擺脫當時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悲慘命運，幾代有識之士，前赴后繼，試圖借助不同的政治文化資源，去尋求中華民族自由解放，中國文明現代轉型的發展道路。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為什么最終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扎下根來，并成為指導中國革命與現代化建設的理論資源呢？這與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使命及理想追求密切相關。

　　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自覺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以文化立國，以文化治黨的現代政黨。文化問題是一個關乎中國發展的重大問題。回顧近代以來的民族危機、文化危機，在每一個重要的歷史關口，我們黨都以堅定的文化自覺推動著中國邁向前進。

　　早在1938年，毛澤東同志就在《論新階段·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談到，“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一論斷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明確宣示了中國共產黨人不僅是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開拓者，同時也是中華文明遺產的繼承者，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代言者。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所說的，“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我們要善于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成為了詮釋中國文化的重要指導思想與方法，使得中國文化古老的道德生命煥發出了現代光輝，并在中國共產黨的實踐中得到了延續、發展與創造性轉化。1939年，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化用了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以闡釋共產黨員的修養，強調了人皆可為圣賢，關鍵要在革命實踐中加強自我修養，樹立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世界觀，成為自覺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愚公移山》中，則直接借用了中華傳統故事，來表達中國共產黨人“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理想信念與價值追求。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歷史是一個趨向未來與解放的世界圖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更具社會感與歷史感的共同體構造。在共產主義的理論論述中更是充滿了道德與理想的輝光。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一以貫之的道德理想主義的價值追求形成了強烈共鳴。這種內在文化基因、文化訴求、文化心理上的共通，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前提。就此而言，中華文明深厚的道德理想與馬克思主義普遍的救世情懷，共同鍛造了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文化信念。這一文化信念為廣大人民群眾的組織動員，尤其是為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認同與價值感召奠定了重要基礎。因此，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具有高度組織紀律性的政黨，更是一個延續幾千年文化根脈、與我們的人民與我們的傳統血肉相連的政黨。這種深厚的文化自覺使其在中華民族遭遇生死存亡的重大關頭，義無反顧地承擔起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歷史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在“四個自信”的基礎上，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不忘初心，指的不僅是我們黨百年歷史的初心，同時也是中華文明的初心和本來。中華民族之所以走上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民族的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我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所決定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中所發揮的作用，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五千年綿延不絕、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融合起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獨具特色的歷史文化土壤。在一百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共產黨對于自己的文化身份、歷史使命、思想傳統有了越來越清晰的定位——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植根于中國文化與歷史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有貫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間的歷史脈絡，才能借助文化這一基礎性的力量深入到社會的不同層面，進行有效的組織動員與價值整合。也唯有如此，才能為深化改革的持續推進，為“兩個一百年”的偉大目標，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提供不竭的思想動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入新時代的今天，進一步厘清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內在關聯，是不斷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在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的基礎上，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內在要求；同時，這也是深化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大眾化的理論成果、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重要前提。我們一定要牢牢把握這一歷史契機，在繼承和發揚的基礎上，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不斷創新，讓中華文化展現出永恒魅力和時代風采。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進一步增強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進一步提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統厚度與歷史深度，不斷鑄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輝煌。

　　站在“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點的今天，對中國共產黨文化使命的思考，無疑具備了比以往更為廣闊的思想視野。這種思考不僅是對延安時期文化道路的延續與開拓，也是在新的歷史境遇、新的時代境遇中，對中國共產黨文化形象與歷史使命的進一步明確——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文化的復興者，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與發展者。未來中國的發展，亦是要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歷史文化結合起來。只有這樣堅定而深刻的使命覺醒和文化覺醒，才能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具有真正的文化生命力；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弘揚民族特色，重塑文化道統與文化覺悟，才能在博大深厚的民族文化血脈中不斷開拓新的民族精神與文化精神。

　　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信念

　　《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兩個先鋒隊”的根本性質，決定了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始終講理想信念，始終堅持自己的價值立場與價值追求，以信仰的力量、文化的自覺去完成自身作為“兩個先鋒隊”所承擔的歷史使命。信仰是一種與人的生命狀態緊密結合的內在追求。在無知無明的狀態下，信仰的堅定性無法得以顯現；唯有在艱難困苦、窮乏困頓之中，信仰才可能真正顯示出其分量。因為信仰本身，不是為了滿足即時的目的而存在，而是為了滿足長久、具有根本性的人生追求及生命意義而存在的。因此，誕生于民族危亡中的中國共產黨，以其思想與行動，深刻彰顯了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堅定性，也為我們指明了，何為真正的扎根于國家和民族的價值觀，何為真正的來自于人民、奉獻于人民的價值觀。

　　在中國工農紅軍的萬里長征中，支撐紅軍戰士爬雪山、過草地、歷經千難萬險而矢志不渝的內在力量，不僅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內在的砥礪情懷——“天將降大任于斯人”“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更深刻體現出了中國共產黨人為解放一切被奴役者、創建新中國的偉大共產主義信仰。1937年毛澤東同志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提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這其實不僅是一種思想建黨的要求，更是中國共產黨人最基本的價值選擇和倫理選擇。在這里，個人的利益要服從于革命的利益，實際上也就是服從于整個民族的利益。換言之，個人的價值是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人民的自由解放中得以凸顯的。

　　在1939年的《紀念白求恩》和1944年的《為人民服務》這兩篇文章中，毛澤東同志更加深入地闡釋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觀、倫理觀和生命觀。在《紀念白求恩》中，他談到，“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么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在他看來，共產主義精神不僅是一種國際主義精神，更是一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有了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可以說，中國共產黨人在艱難困苦的革命戰爭年代中磨礪出來的堅定信仰與理想信念，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磨損其光芒，反而在和平時代的今天，更加凸顯了其深邃內涵。人生的價值與幸福感的獲得，并不依賴于外在條件、個人地位，而是更為深刻地與人的精神追求緊密相關。這種精神一定是超越了個人成敗得失的普遍的人民情懷。正如毛澤東同志在《為人民服務》中所寫的：“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這段論述非常偉大。它讓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性”，一方面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民本”意識，另一方面又與馬克思主義普遍的救世情懷緊密相連。在此基礎上，我們黨創立了一套基于傳統又高于傳統之“尚民”意識的現代政治價值觀念——“為人民服務”。這一浸潤著共產主義理想信念與人民情懷的政治文化觀念，鑄就了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價值觀：人的一生最終呈現為怎樣的價值，其衡量的標準并不在于個人，而在于人民。這種震撼人心的超越意識與人民情懷，不僅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于人類命運的普遍關切，更展示了一個具有擔當意識的政黨，在中華民族遭遇生死存亡的重大關頭，向人民許下的莊嚴承諾：“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在這里，個人的生命價值與生命意義，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幸福的理想信念中得到了最終呈現。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信念進行了一系列深刻闡釋。2019年，在面對意大利眾議長菲科的提問之時，習近平總書記曾給出過一份相當精彩的答語——“我將無我，不負人民”。這份答語所彰顯的正是中國共產黨人以身許國的信仰、使命、責任與擔當。其中蘊含著兩重深刻的意義。一重是中華傳統文化意義上的勇毅信念。古代圣賢常言“圣人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習近平總書記借古人之境，談的恰恰是當下共產黨人的奮斗與奉獻之心。因此，共產黨人的“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正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理想信念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擔當。另一重則與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生命觀密切相關。正像馬克思在《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所說的，“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作出的犧牲；那時我們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悄然無聲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會永遠發揮作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所談的“無我”，恰恰是將小我融于大我，融于對人民的奉獻與擔當。只有當個人的追求與國家的命運、與最廣大人民的命運緊緊相連之時，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力量與幸福。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我相信可以通過我的努力，通過全中國13億多人民勠力同心來擔起這副重擔，把國家建設好。我有這份自信，中國人民有這份自信。”而這，正是中國共產黨人矢志不渝的奮斗精神與堅定不移的人民信仰。

　　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信心

　　文化是一個民族、國家、社會內在的價值認同與精神信仰，具有強烈的民族性與歷史性，同時也具有鮮明的時代性。當今世界，科學技術再一次掀起了人類文明進步的大潮。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日益密切，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活躍。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文化多元化的格局日益顯明。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理念不斷撼動舊有的“叢林法則” ，成為新時代的發展主流。不過，由于經濟發展結構的不平衡，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激化了全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進一步加劇了地區間的不平衡態勢，導致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地區沖突日益增多。“逆全球化”的思潮開始抬頭，恐怖主義不斷威脅世界和平、發展和穩定的大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發生，隨后席卷全球。這場公共醫療衛生體系的強烈震蕩，不僅再度引發了經濟領域的連鎖反應，更帶來了全球政治格局的波瀾動蕩。換言之，疫情狀態的持續，宣告了全球化進程嚴重受挫。面對這一系列深刻的矛盾、沖突和問題，人類應當向何處去？發展之路在何方？

　　1989年，時年37歲的日裔學者福山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認為人類歷史將終結于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度。但歷史并未按照他所預言的方向發展。最近幾十年來，資本主義世界愈演愈烈的貧富分化、金融危機，使得全球進入了一個極不穩定的階段。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更引發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此危機狀態下，國際社會對公共意識、互惠意識、合作意識的呼聲越來越強烈。馬克思主義在全球范圍的復興趨勢，正是對這一歷史趨勢的有力證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們走出了一條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型發展路徑，推進了中國的快速發展，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新時代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黨和國家事業取得了全方位、開創性的歷史成就，發生了深層次、根本性的歷史變革。中華民族迎來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2013年，我們黨在綜合判斷中國歷史發展方位和世界總體局勢的基礎上，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思想。這一嶄新的文明觀是對當今世界發展變局的深刻理解與準確把握。它不僅延續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天下關懷，更體現了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所展現出來的自信、開放與包容的精神氣象——對話而非對抗、合作而非博弈、共享而非獨霸、共贏而非零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國在抗疫中以科學、迅速、精準的決策部署，筑起了抗擊疫情的銅墻鐵壁。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與有效的社會治理能力寫就了一張令世界信服的“中國答卷”，進一步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率先控制疫情的情況下，中國又積極投身到了國際社會的抗疫合作中。一方面，中國向許多深陷疫情的國家派出了醫療支援隊、捐助了大量寶貴的醫療物資；另一方面，中國積極配合世界衛生組織的相關部署，舉辦了多場跨地域的治療經驗視頻會，發出了增強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合作的倡議。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正不斷以實際行動推動全球公共治理的完善與發展，更身體力行地投入到全球抗疫合作的具體實踐中。這一系列行動進一步深化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內涵——建立平等互諒、共商共議的伙伴關系；打造公平正義、合作共享的安全格局；尋求開放包容、開拓創新的發展思路；促進多元多彩、交流互鑒的文明交往。就此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植根歷史、面向未來、立足中國、朝向世界的深邃思想體系。其中不僅蘊含著中國深入推進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歷史責任感，同時也蘊含著中國進一步促進人類文明進步，創建“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使命感。它并非一個封閉的孤立體系，而是一個開放的合作體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所談到的：“歷史沒有終結，也不可能被終結。”

　　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上的一個中國，同時也是邁向現代化、放眼世界的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歷史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文化傳統的內在延展。它不僅拓寬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理論路徑，同時也豐富了人類對于社會發展規律與發展道路的認識，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豐富內涵：一方面，它是一個立足中國、胸懷歷史、充滿動量的文化體系；另一方面，它是一個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開放多元的文化體系。它不僅顯示了我們堅定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與文化自信，更以“中國智慧”的方式，向全世界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與吸引力。

　　百年華誕時，回首來時路。中國共產黨在這波瀾壯闊的一百年間，尤其是在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的風雨歷程中，為了中國的自由與解放、繁榮與穩定、開放與探索，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使命，不僅煥發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光輝、引領了中國人民自由解放的革命征程，更指明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方向。“經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文明，就是普照天下的光耀。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必須建立在全人類的視野之上；世界文明的更新轉化，也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當代中國為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貢獻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蘊含著“開放包容、互學互鑒”的文化理念，對于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對話、促進世界文明的繁榮發展具有深遠意義。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不僅在于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與中國人民的美好生活，而且在于造福全世界的人民，推進全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因此，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使命，不僅是傳統中國的擔道情懷與天下關懷的現代書寫，同時也是一個來自于人民的現代政黨向未來中國與人類文明，所交出的一份時代答卷。

　　（作者系中央黨校文史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