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是伴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程而不斷發展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李大釗、陳獨秀等人都曾積極宣傳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探討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蔡和森、惲代英、鄧中夏、李達等人撰寫了中國革命史、中國工運史、中共黨史等“史”的論述，也都是圍繞著現實中的革命問題而展開的，而李大釗寫的《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史學要論》等論著，已經具有將唯物史觀落實到中國史實中去的意識。

推動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相結合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向何處去成為知識界普遍關注的現實問題，而用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和理論觀點認識現實中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成為討論的焦點。正如郭沫若所言：“用辯證唯物論來研究中國思想的發展，中國社會的發展，自然也就是中國歷史的發展”，“就中國的思想，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歷史，來考驗辯證唯物論的適應度”。1930年，郭沫若撰寫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成為第一部自覺運用唯物史觀社會形態理論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發展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拓荒之作。社會性質論戰后，《讀書雜志》在1931—1933年間推出“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專號，掀起了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的高潮。社會史論戰使一批學者接受并投身于唯物史觀史學研究，讓更多的人了解并熟知了唯物史觀史學的研究范式，并促進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展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由此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極大地擴展了其影響范圍。這是近代中國史學繼20世紀初開始以進化論為指導概括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之后，又用唯物史觀的社會形態理論劃分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全新嘗試；也是清末“新史學”思潮因“救亡圖存”的現實需要而試圖用進化史觀探尋歷史發展的“公理公例”之后，又因中國向何處去的現實問題而依據唯物史觀探尋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創新之舉。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和中國社會史論戰，標志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初步形成。

　　抗戰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獲得迅速發展，研究陣營得以明確，研究成果大量問世。在1938年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張，他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加強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被中國共產黨人上升到影響革命成敗的認識高度。唯物史觀指導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也從“考驗辯證唯物論的適應度”發展到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主旨的歷史研究新境界。范文瀾在延安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撰寫了近60萬字的《中國通史簡編》上冊和中冊，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又一部典范之作。在此前后，呂振羽《簡明中國通史》、翦伯贊《中國史綱》及其他馬克思主義史家著述的中國通史著作也相繼出版，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對中國歷史作貫通考察，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要特征。范文瀾撰寫的《中國近代史》，闡明了近代中國社會在列強侵略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主要過程，以及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基本線索，形成了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這一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多個研究領域取得重要研究成果，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初具規模，大致形成了唯物史觀指導下的研究體系。

充實學術內涵與加強學科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設立近代史研究所等歷史研究專門機構、重組高校歷史教學院系、創辦《歷史研究》等史學刊物、確立唯物史觀為理論指導的歷史教學課程體系、新編大中小學歷史教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蓬勃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通過開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使廣大知識分子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目的、內容和方法上的規定和導向更為清晰和明確，唯物史觀體現在中國史學各個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目的是，揭示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物質生產方式的變革是一切思想觀念和社會制度變化的基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研究歷史、堅持歷史主義的觀點等，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中的主要方法。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中國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農民戰爭、漢民族形成、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歷史發展動力、中國近代史發展主線、歷史人物評價等一系列重大歷史理論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形成了以唯物史觀為理論指導的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歷史敘事模式。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各斷代史、專史以及各個專題的研究也漸次展開，具有影響力的論著陸續問世，考古學研究成就突出，史料的搜集和古籍整理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下的中國古代史學科建設日益完善，中國近代史學科、世界史學科、考古學學科等初步形成。現代史學學科分類體系中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的確立，成為近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又一次重要學術轉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迎來了發展新局面。文化史、社會史出現研究熱潮，史學理論研究受到重視，中外史學交流日漸頻繁。基于以往的厚重積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形態、土地制度史、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等研究領域完成了自成體系的重要研究成果。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呈現出全面發展的態勢。中國史學在研究理念、研究視角、研究選題、研究方法方面日趨豐富多樣，多種通史、斷代史、專門史類型的中國史著述大量涌現，在一些研究領域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史研究流派，諸如中華文明起源與國家形成、中國民族史、社會史與區域史、古代制度史、歷史地理、生態環境史、人口史、觀念史、近代社會與近代變遷、近代知識與制度轉型、古代中國與世界、近代中國與世界等傳統研究領域或新興研究方向，都獲得了突破性進展。同樣，中國的世界史研究發展勢頭也很強勁，對外交流大大拓展了中國學者的學術視野，中國的世界史學科建設和研究水平都有了質的提升，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史研究格局，構建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學科體系成為中國史家的重要目標。考古學研究的地域范圍不斷擴展，歷史時期考古在時空框架的構建上更趨完善，考古學研究成果在中國古代文明文化和歷史研究中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不僅在專業領域得到國內外同行的肯定，而且成為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這些成績主要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語境中取得的。

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三大體系”

　　建黨百年來，唯物史觀指導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探索并實現了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的結合，為歷史悠久的中國史學開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新時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唯物史觀指導下繼續發揮其社會功能，展示其學術價值。當代中國史學在新語境中構建更適合自己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需求更為急迫，在塑造時代精神、彰顯中國形象、迎接全球化挑戰、培養新時代人才的大環境下，主動構建既有中國特色又能與世界接軌的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成為當前中國史學界的共識，這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繼續發展的題中之義。當前，中國歷史學學科體系有一大部分是在馬克思主義史學成為主流后創建或擴展的。進一步健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學科體系，是構建新時代中國史學學科體系的主要路徑之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以探析社會形態、闡釋社會性質為重要理論問題，以經濟社會原因為主的綜合因素為探討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因，以整體、系統和宏觀視野考察中外歷史發展進程為主要研究目的，以理論和史實辯證結合為基本研究方法，這些特征都是在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創新發展中不容忽視和不可或缺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歷史學“三大體系”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