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憲實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專業方向為隋唐歷史、敦煌吐魯番學。1983年，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歷史專業本科畢業之后，奔赴新疆，在新疆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教。1994—2001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獲中國古代史隋唐史方向碩士、博士學位。2001年開始任教于中國人民大學，同時進入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動站，聯絡導師劉澤華先生，兩年后出站。2004年出版《漢唐文化與高昌歷史》（齊魯書社）。2009年出版《敦煌民間結社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始，與榮新江、李肖等先生一起整理新獲吐魯番出土文書，2008年出版《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獲2010年中國政府出版獎）。2017年出版《出土文獻與中古史研究》（中華書局）。2021年出版《武則天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在《歷史研究》《北京大學學報》等學術雜志上發表學術論文190余篇。

　　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于2010年獲贈了500多件文書（以下簡稱“人大文書”），其中漢文文書300多件、于闐文文書160多件、粟特文文書13件、古藏文文書16件以及梵文殘片50多件。由此，相關研究深入展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人民大學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獻整理與研究”（20&ZD250）于2020年12月立項，2021年4月19日召開開題報告會，課題負責人孟憲實和子課題負責人段晴等發表計劃。特邀專家郝春文、王素、張平、李肖、肖小勇等分別就課題進展、文書研究和整理提出建議。課題組成員榮新江、薩爾吉、史睿參與討論。

　　課題組成員隨即展開工作，主要由張曉輝、張美芳老師負責，對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西域出土文書展開修復與整理。截至2022年6月，已經完成全部唐代西域文書本體的修復、測量、拍照、鑲接等工作，在原有文書的基礎上，竟然有了新的發現，一包文書碎片原來沒有進行統計，通過修復，竟然發現新文書幾十件。文書上新發現了漢文、于闐文、婆羅迷文等全新文字資料，具有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是本課題的重要新發現和新成果。研究按照計劃逐步展開，如今，首批成果已經面世。

　　根據相關文書提及的時間和地名信息，推測這批資料來自唐代杰謝鎮（今和田丹丹烏里克和老達瑪溝一帶）。因為這里曾經出土過文書，所以新資料的出現不僅帶來新的文書信息，更能夠推動原有文書研究的進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以《新資料、新視野——中國人民大學藏和田文書研究》為總標題，分別發表四篇論文，圍繞這批珍貴文獻的學術價值展開論證。

　　在這批文書中，于闐語文書對于了解于闐這片綠洲的歷史具有重要意義。研究于闐歷史，于闐文具有特殊性，是漢文史料之外產生于當地的本土史料。于闐文與漢文文獻交叉對比、配合研究，是研究于闐歷史文化的重要途徑。段晴教授的《中國人民大學藏于闐語文書的學術價值》一文，利用人大文書的相關材料和研究，積極展示了這批文書的重要學術性。比如，這批文書之中有一件《一萬頌般若》的梵文殘片，證明此經來自梵文世界，而此前一直有人懷疑該經的梵文來源，甚至認為此經出自西藏僧人之手。現在，一個梵文斷片，證明了一個重要學術課題，原有的懷疑是缺乏依據的。于闐文《僧伽吒經》殘片的識讀同樣意義重大。此前，學界通常的觀點認為，佛教經典經過西域（包括于闐）傳入中原，始終存在由西而東的過程。那么，在佛教傳播史上，是否存在由東而西的問題呢？過去的研究往往從政治事件中探索這個問題，比如北涼余部從河西走廊退到高昌郡（今吐魯番），河西佛教從而大面積進入西域。這可以看作是佛教由東而西的事件。但是，從佛教經典的視角，是否也能發現類似的過程呢？這件文書殘片的意義，正在于此。通過研究得知，《僧伽吒經》的翻譯首先有中原的漢譯本，然后才有于闐語譯本。這就告訴我們，西域與中原的佛教關系應該比此前的理解更加豐富多樣，或許由西而東是主流，但同時也存在由東而西的傳播進程。于闐的軍政體制是如今許多人所不熟悉的，在唐朝被稱作羈縻府。一方面，于闐的民政由毗沙都督府管理，都督的另一稱謂叫于闐王。于闐國王和都督，在接受唐朝皇帝的冊封之后才算合法。另一方面，唐朝中央在于闐有駐軍，這就是于闐鎮守軍。那么，于闐百姓是怎樣生活的呢？段晴教授通過人大文書具體生動地展現了一位名叫勃延仰的于闐人，他是在于闐官府與鎮守軍的雙重管轄下進行工作的。這是很有歷史感的畫面，為研究唐朝對西域的有效管轄提供了重要證據。

　　孟憲實的《中國人民大學藏唐代西域漢文文書及其學術價值——以鎮守軍相關文書為中心》一文指出，人大藏的這類漢文文書不僅是所有藏家中件數最多的，而且有紀年標志的漢文文書就有20件，這在各地的藏家中也是最多的。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帶有武則天紀年的文書記。在此之前，學界了解的于闐出土漢文文書，最早的屬于玄宗開元年間。武則天時代文書的發現，證明在武則天收復并重設四鎮之后，相應的管理工作已經開始。安史之亂后，中央與西域的關系受到嚴重影響，史籍關于西域的記載也十分缺乏。檢核人大文書可以發現，人大文書主要是武則天之后和安史之亂之后這兩個時期，這批文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對于于闐鎮守軍與于闐王府的互動關系、鎮守軍如何在與中央聯系斷絕的條件下守衛邊疆等問題，這些文書都提供了具體證據，是我們了解當時西域情況的重要材料。安史之亂發生后，駐扎在西域的軍隊派出主力增援中央，導致西域的唐朝軍力下降，保護西域的任務更加艱巨。但是，西域的唐朝軍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努力奮斗、加強團結，保衛西域長達四十年。這是十分難得的歷史業績，值得后人銘記。

　　粟特人是中古時期著名的國際商人，對當時中西方文化交流有著多方面影響。雖然學界之前已意識到唐代于闐應該有粟特人光臨，但直到人大文書的出現，學界才認識到于闐在粟特人商業世界的地位。畢波的《粟特人在于闐——以中國人民大學藏粟特語文書為中心》一文在這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證據。人大粟特文書中，有很重要的粟特人書信，清晰地表明粟特人擁有跨地區商業網絡——該網絡涵蓋了從中亞到中國的廣闊區域，西起粟特本土、七河流域，東至唐都長安，南入吐蕃控制的青藏高原，北及回鶻腹地的蒙古高原，而于闐就是粟特商業網絡的重鎮之一。對于粟特商人經營的具體商品及其經濟實力，這些文書也有所反映。盡管信息有限，卻強有力地印證了絲綢之路的繁榮狀態。

　　于闐的唐朝守軍，主要來自中原。段真子的《漢文典籍與書法帖在于闐——以中國人民大學藏和田文書為中心》一文就討論了一個很有學術價值的問題，即中原的傳統典籍在唐代和田地區扮演著何種角色。在人大文書中，既有《孝經》等儒家經典，又有《蘭亭集序》《尚想黃綺帖》等書法摹本。安史之亂后，雖然昆侖山下的唐朝軍隊已與長安失去聯系多年，前途未卜，但唐朝軍人還有可能在背誦《孝經》、教孩子臨寫王羲之的書法。通過這些殘紙斷篇，我們可以感受到中國文化幾千年未曾中斷的強大生命力，而所謂文化生命力，正在于一般百姓、普通士兵的堅持。

　　隨著研究的進一步展開，我們希望這批材料能為我們揭示更多此前不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從而進一步加深我們對當時該地區商業、軍事、語言以及社會生活其他方面的了解，從而加深我們對唐代的西域管理和絲綢之路的認識。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